即便沒有了絲襪，穿上了高筒靴，一樣有人想把自己的鞋跟塗紅。宗教將平等思想與天堂聯繫在一起，讓富人可以被窮人殺死。但是政府將罪犯判了死刑，牧師卻赦免他們上天堂，同一種行爲放在一個人身上，結果一個是上斷頭臺，另一種是寬恕。用波拿巴的說法，這兩種權力的公開運作南轅北轍，既然這兩種權力可以互相碰撞，那麼就可以預見它們之間的衝突，不給它們留下明確的邊界提前進行跟蹤，明確指出是世俗該做的部分，就無法阻止教會蠶食國家。說到底，宗教想要擁有一切。
第一執政即不想要一個佔統治地位的宗教，也不想要一個新的宗教。換而言之他是支持成立魔法部，約束巫師們的行爲，避免他們到處去宣傳“迷信”。
他強行關閉了敬神博愛會也是因爲如此，喬治安娜回憶着以前格林德沃在法國乾的事，他也進行了一種思想傳播——巫師是在阻止麻瓜毀滅世界的正義之士，他們不再是爲了自己利益而抗議的烏合之衆了。
她想着該怎麼阻止“未來的”格林德沃鑽這樣的空子，可是她思考的結果是無解的，就像終有一日麻瓜孤兒院裏會誕生一個伏地魔。
如果讓教會重新戰勝世俗佔統治地位，那麼對巫師也是不利的，雖然像中世紀那樣獵巫已經不大可能了。
科學正以一種超乎人類想象的速度顛覆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喬治安娜本來以爲自己已經很“前衛”了，月光社的發現才叫驚人，患有憂鬱症的湯姆·韋奇伍德已經做了銀鹽感光性實驗，並寫了相關論文進行發表了。
據斯坦利說，這位身材高挑、風度翩翩、才華橫溢的公子有很多女孩喜歡，現在的人就喜歡這種高貴中帶着淡淡憂鬱的“英倫氣質”。
可是他自己還是想要歡快大笑的，他從一個朋友那裏知道了戴維發現了一氧化二氮，他們稱呼這種氣體一定是來自天堂，能帶來奇妙的快樂，並且似乎對身體沒有害處。
但伊拉斯謨·達爾文卻認爲它可能會有，在接下來的幾年裏，湯姆和他同樣患有憂鬱症的朋友分別用了鴉片和一氧化二氮進行治療，最終結果如達爾文所預料的，那種“天堂的氣體”對湯姆的朋友造成了持久的、不可逆的傷害，並間接對月光社人造成了傷害。
好奇心是月光社人的共同特點，他們不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進行了氣體實驗，最終他們得到的結論是這種快樂和仁慈的情感是由身體的化學反應，而不是上帝創造的。戴維是個精明的野心家，他以最快的速度離開了月光社，並加入了新成立的倫敦皇家學院。
拿破崙不是很喜歡華茲華斯，這不僅是因爲喬治安娜對他有過多關注，而且因爲詩人華茲華斯有個水手兄弟，他在戴維走後成了湯姆·韋奇伍德關於“感覺”探索的新的供貨人。湯姆和華茲華斯是在巴黎認識的，只是他的兄弟提供的不是“天堂的氣體”，而是植物類的，一種他聲稱是“忘憂草”的印度植物。
在荷馬史詩中也有關於忘憂草的描述，然而開始嘗試“忘憂草”的湯姆體重急劇下降，而且完全無法戒掉它，沒有了“忘憂草”這個有憂鬱症的青年就覺得生活毫無樂趣可言。
古往今來教會都似乎擔當着阻止進步思想的反派角色，讓那些“異端”相信聖人骨頭創造的奇蹟、不祥的鳥飛行、算命師、解夢人、巫術、吸血鬼會被他們認爲是各種各樣的愚蠢，無知和輕信總是相伴而生，誤導奴役了人類。
喬治安娜比較認同牛頓的方式，即通過理解神的造物來了解神，不論它是存在還是不存在的。
這是她的一個方向，也是她和波拿巴共同的觀念，用已有宗教來探尋未知世界。
那些讓人愉悅的東西往往是沒有好處的，可是要是和阿不思那樣一直活地清醒也一樣很痛苦，人們因爲愛着霍格沃茨纔會保護它，它能給孩子們帶來快樂，當烏穆裏奇統治學校的時候韋斯來兄弟就把它給炸了，直到鄧布利多重新回到學校擔任校長。
他們炸的不僅僅是掛在牆上的教育法案，還想要擺脫強加給他們的枷鎖。
舊貴族們可能不習慣什麼叫“向人民的情緒讓步”，以前杜巴麗夫人命令自己的奴隸離開國民委員會，她就習慣了這種無視奴隸情緒的生活方式。
督政府時代是真的順着民意不強行收稅，舊制度的過度勒索、苦難、掠奪、貧困造成了根深蒂固的憤怒，任何政府即使出於同情、至少出於謹慎的稅收都會帶來強烈的反彈。
於是督政府通過向銀行家借債度日，這也導致了另一個問題，銀行家們控制了政府，拿破崙再能打勝仗他也不是無敵的，更何況當時督政府想趁着他在埃及的時候通過打勝戰樹立自己的威信。
拿破崙是不喫盲目民主配方的，不賣路易斯安那增加國庫收入，那就要從別的地方增加收入，至於孤兒院和新教自己設立管理委員會的事她不能插手。
小威廉·皮特都因爲插手愛爾蘭的天主教事務被罷職了，英國留在法國的居民雖然住在城外的軍營裏，被限制了一定自由，卻要比那些在英國監獄的法國戰俘日子好多了，英國俘虜們也覺得法國對俘虜的方式比較人道。
這種事女人是真的插不上手，本來學習和探索也是一種玩，她平時可以多和孩子們一起玩。
伯明翰圖書館的牆上有一條標語——沒有哲學家，只有永恆的教會和國王。
然而到了1791年的4月，當時的人們已經不流行穿有搭扣的靴子了，改成了繫鞋帶的，伯明翰的貿易受到了一定影響，議會通過了《警察法案》，市民們抱怨爲不斷升高的教區稅率和爲警察法案付錢，所有的爭吵混雜在一起，最終形成了一個“長老會陰謀”，目的是奪取伯明翰的控制權。
隨着仲夏的到來，法國發生的事激起了保守主義者的恐慌，路易十六和瑪麗安託瓦內特從杜伊勒裏宮出逃，後來又被抓獲，於是在攻佔巴士底獄紀念日那天，伯明翰將舉行一次晚宴，慶祝“自由的朋友”，晚宴在《公報》上公佈，緊接着所有的邀請者名字將印在半便士的小冊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