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末的俄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還處於中世紀的水平，年輕的彼得大帝希望俄國能與歐洲重新接觸，於是他就在自己的蘇格蘭謀士帕特里克·戈登和日內瓦人弗朗索瓦·萊福特的陪同下開始了“壯遊”的旅程。
“大帝”給人的感覺好像總是很嚴肅，但年輕時的彼得可是個很會玩鬧的人，從17、8歲他就開始了莫斯科的夜生活，因爲身材高大，而且必別人能喝，他在非官方組織“搞笑者和小丑們最瘋狂最爛醉的宗教會議”裏非常有名。
“那邊”是東正教，教會代表指責這個團體墮落的行爲，另一方面卻有很多修道士把參加“宗教會議”的暢飲當作是一種榮耀。事實上要不是***教禁止喝酒，其實俄國人也不至於對東正教敞開大門。
後來喝贏了半個俄國的彼得大帝忽然醒悟了，他不能讓人民繼續這麼爛醉下去，爲了讓人民保持清醒，他決定引入啤酒代替伏特加。
俄國一直不是個只喝伏特加的國家，他們還有蜂蜜酒和格瓦斯，不過這兩種酒普遍都是小孩子喝的，一直到葉卡捷琳娜女王的時代，喝啤酒才被接受過教育的城市居民接受，而這也是因爲啤酒經過了改良，比在歐洲的同類更加“夠勁兒”。
俄國人的早餐都是從一杯伏特加開始的，但伏特加陪黑麥麪包和酸黃瓜不如波羅的海的波特啤酒，這種黑啤非常適合搭配俄國的前菜。
這種啤酒在英國是一種下層發酵的啤酒，所以顏色近乎於黑色，帶着一絲巧克力口味，餘味中能嚐到甜橙和啤酒花的味道。
它最早是從宮廷裏流行起來的，後來被稱爲皇室啤酒——“帝國司陶特”，從18世紀開始聖彼得堡及其周邊的釀酒廠酒開始釀造類似的深色啤酒了。葉卡捷琳娜女王以前是德國人，她非常喜歡麥芽飲料，在她的婚禮上她酒帶來德國的釀造啤酒。
波羅的海貿易關係着很多人的生計，隨着漢薩同盟的衰落，英國和俄國的貿易越來越重要。17世紀的啤酒因爲運輸問題，釀酒廠最多隻能是當地的企業，供當地飲用。後來神聖羅馬帝國裏建造了大而穩固的鄉村公路，讓沉重的穀物和啤酒運輸車可以輕易在路上前行，然而和海運相比不僅捉襟見肘，並且投入大於收益。
於是葉卡捷琳娜女王發現俄國的啤酒不對她的口味，她每年都從倫敦訂購大量的深色啤酒運往王宮。並且她還聘請了英國釀酒師，將俄國的啤酒進行了改良。
除了國內啤酒製造的改革外，俄國貿易也在蓬勃發展，啤酒進口變得簡單了，出口也同樣簡單了，英國啤酒和俄國啤酒都有各自的顧客羣體，有俄國人喜歡英國的啤酒，也有英國人喜歡俄國的啤酒，一個旅行作家在回憶聖彼得堡之行時寫道：我從來沒有喝過比這更好、更醇厚的波特黑啤。
俄國上層人士喝的黑啤在荷蘭的碼頭都是碼頭工人喝着解壓的，等彼得老了，他開始認識到讓人民清醒已經不是國家的核心問題，再說伏特加可以給國家帶來可觀的收入，於是最窮的農民也開始飲用清淡的啤酒了。
如果拿破崙不能精準記住每個郵件的路線和距離，他也不至於會攔截下那些從威尼斯共和國發出，要受賄給督政府重要人物的匯票和信涵，然後從法國那邊發出命令，阻止拿破崙繼續進攻，這一點法國的郵政大臣也做不到。
喬治安娜光想着給農民的糧食找銷路，她根本不知道帕爾圖還有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的事。
她這不算是犯錯，只能說是歪打誤撞，就跟她稀裏糊塗把拿破崙要送給蘇丹的掛毯當成蘇丹送給拿破崙的掛毯，放在了杜伊勒裏宮食堂裏差不多。
拿破崙離開埃及前，赫舍伊們也同意了可以以做善事爲前提喝酒。
如果說喝啤酒就是幫助孤兒寡母，那就是在做善事，就是啤酒不如朗姆酒“夠勁兒”。
小威廉·皮特自稱是獨立的輝格黨人，如果他想重新坐上首相的位置那麼如果能得到託利黨支持是最好的，又恰巧託利黨是土地貴族，乾啤酒貿易免不了會需要麥子，誰會嫌自己支持者多呢？
最關鍵的是其中涉及了俄國，拿破崙的一向主張是處理了外交問題後再處理經濟問題，而喬治安娜則覺得那麼多人的利益牽扯其中，棉紡織業總不能還“力排衆議”了，高關稅造成他們的利益損失從別處撈了回來，這就是她找到“泄洪區”。
換一個說法，當失業從經濟問題變成政治問題，那麼就不是經濟能左右的了。失業者往往會向教區求助，而也正是教區的孤兒院將孤兒包裝當成“學徒”，成爲名副其實的童工，搶走了失業者們的工作，造成了失業者向教區求助。
以棉紡織業產生的英國有產階級在危機中的安寧以及英國的海外榮光是納爾遜這一代人換來的，有產階級的巨大財富是建立在恤貧法、從公衆方面勒索，以及從貧民身上榨取來的社會財富。而他們本身沒有對這個國家帶來貢獻，反而因爲造成了大量的社會矛盾，並且將養育孩子的負擔在榨取了童工最後一點價值——時間後，一點不剩得推給了社會，而且造成了更大的社會負擔。小孩子犯罪他能幹多大的事呢？成年人不一樣了，即便他們的肺被棉花毀了，小偷小摸、搶劫女人、老人，綁架小孩還是能做到的。
啓蒙運動思想家之一孟德斯鳩說過，交稅是用一部分財富保護另外一部分財富。
但這些新工業家對權力更感興趣，而且他們打算利用積累更多的財富這一點左右政治，甚至掌控政治，爲自己謀取更多利益，國家成爲他們謀私的工具。
已經說不上到底是雅各賓派還是這些工廠主的危害更嚴重了，勒索的意思就是達不到這些工廠主的目的他們就組織騷動，曼徹斯特幹過了。
還有伯明翰也是，讓他們交錢自己養騎兵維持治安都不肯，到底是錢重要還是生命安全更重要？
中國有句成語叫利令智昏，分析他們的邏輯容易，不跟着他們一起頭昏卻沒那麼簡單，這些人就跟喝醉了似的。
再有一個就是穀物法的問題，不論愛爾蘭饑荒會不會到來，一旦再有饑荒發生如何解決？
霍布斯在利維坦說過，君主國家中人民之所以繁榮昌盛並不是因爲只有一個人有權統治他們，而是由於他們服從這一個人，任何一種國家，人民要是不服從，因而不協調的話，他們非但不會繁榮，而且不久就會解體。
議會改革其實就是爲了獲取統治權，參加競選的人是爲了爭權而爭權。
美國人知道英格蘭對美國“圖謀不軌”又如何，傑斐遜以及他所在的民主共和黨正在和聯邦黨爲1800年總統選舉那4張佐治亞州的選票合法性爭議，他們沒空。
換一個不那麼恰當的比喻，明末東林黨與宦官集團的黨爭吵得厲害，該乾的事卻一件沒幹，幾次蝗災過後農民的喫穿都成了問題，然後就形成了鋪天蓋地的農民起義了。
喬治安娜想出了農耕借貸也是好心，但是一不小心好心就會變成壞事，就跟舊貴族糧食市場化差不多。
不弄還不行了，法國的銀行家們已經把國外的銀行家擠走了，他們不做別的銀行家也會做的。
要是法國也鬧出了農民起義，這個規模就不是城市居民爲主的法國大革命可比的了。
在歐洲不懂神學是不行的，它就像是馬太福音裏寫的，已經成爲基石的一部分。而巫術與信仰共存，不相信巫術就是最大的異端。
17歲之前的孩子理解這些很難，可是巫師世界又沒有大學，這個只能看跟哪個導師了。
她和西弗勒斯從阿不思那裏繼承的是不一樣的東西，在責任心這一方面她不如米勒娃，所以米勒娃最後成了校長，而波莫納卻離開了學校。
她懷念着在荒原上隱居的生活，只有他們兩個人。
那麼她準備好了和另一個人隱居在小島上麼？
這個問題太難回答了，她選擇讓命運爲她主宰，她只需要隨波逐流就好了，這就是像她這樣缺乏責任感的人所做的選擇。
現在一想，她不正是個無家可歸的人麼？所以她才得不到任何幫助，連牆都不幫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