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鼓吹的是純血主義，和他比較起來，卡羅兄妹的所作所爲就要拙劣多了，是人都可以分辨，西弗勒斯作爲波莫娜的小間諜報告了他讀書期間黑魔法防禦課老師們在斯萊特林學院講課的內容，有那麼一兩個老師就有那種傾向，後來黑魔法防禦課就是兩個學院一起上了。
今日變形學的期刊刊載了不少麻瓜警報器的製作方法，製作了這個東西就要防禦麻瓜，如此一來巫師和麻瓜的對立就產生了。
今日變形學是阿不思和米勒娃都曾經編撰過的雜誌，在大衆認知中那應該是白魔法刊物，沒有辨識能力的人很容易就被洗腦了。
教材必須經過審批，孩子讀的書父母必須閱讀，老師教的是非觀不一定是對的，老師讓孩子去死他就去死嗎？哈利就是這樣走上絕路的，他的身邊沒有父母，連教父都不在了，如果他沒有死而復活，那麼他就是個被“犧牲精神”洗腦之後的“豬仔”。
美國的消費主義蔓延全球，連英國也開始防備了，基督教的倫理觀、道德觀在資本主義產生初期，起了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到了資本主義發達階段之後，又因爲能遏制人性的罪惡，保證了資本主義不會因追逐利潤最大化而走向滅亡，被私慾所吞噬。
到了20世紀20年代開始則是消費主義，主張追求消費的炫耀性、奢侈性和新奇性，追求無節制的物質享受、消遣與享樂主義，以此求得個人私慾的滿足，美國的人均負債率很高，一開始是城鎮化建設，人口向城市集中，房地產行業發展快速，隨後開始城鎮郊區建設，上班的地方和住家之間那麼遠的距離需要汽車，再加上公路網的鋪設，汽車文化開始出現了，又隨着汽車人均保有量飽和，新的綠色環保概念又出現了。
現在大街上到處都能看到自行車出行、低碳節能的廣告，問題是市中心的房價那麼貴，絕大多數普通人根本買不起，環保是應該做，問題是這個概念被資本家利用了，開創出很多新奇的高科技產品。
這批“環保人士”就是被生產出來的消費者，他們覺得自己做的是對的事情，就跟素食主義者一樣理想化而不切實際。那些環保用品就是另一種形式的奢侈品，生產電池和處理廢舊電池一樣會造成污染，資本家完成資本收割後就不會管那麼多了，信仰缺失導致私慾膨脹最終會被私慾吞噬，人們開始追求“個人最美生活”，隨着泡沫經濟崩潰日本出現了史無前例的“低慾望社會”，房貸、結婚、生子都是高風險的事。工資常年不漲、責任卻日益加重也讓年輕人喪失了幹勁。由於人口減少和超高齡化的趨勢愈發加劇，經濟規模的縮小無可避免，美國的快速發展和嬰兒潮有很大關係，經濟景氣的時候倫敦經常可以看到日本觀光團，現在以中國遊客居多。英國人均負債率也很高，早期的香港移民是投資移民，每個人都要購買100萬英鎊的國債，還要有一定資產，這是第一輪資本收割，針對的是有錢人。等香港有錢人差不多走光了，大陸爲了求學而買房的人就來接盤，如此一來就能實現第二輪資本收割，反正等香港本地人有錢後還是要移民英國和加拿大這些以前的“盟友國”。
是的，香港人被利用了，那又如何呢？難不成和***一樣在西方製造恐怖襲擊報復嗎？
那時的香港將成爲無間地獄，那座城市就是被消費主義洗腦的典型，滿身名牌就是成功人士，從香港移民出來的香港人都不是那樣，倫敦華埠的街坊們聯合起來對抗大地產商，在六角亭舉牌抗議，在這些中年人的身上波莫娜感覺到了朝氣。
未來是奢侈品，它早就已經被透支了，美國曆史學家在《宣傳美國夢》一書中指出，儘管社會財富掌握在位於社會頂層的一小撮人手裏，但普通人仍然能夠通過模仿、照搬上流階級的消費方式而獲得某種滿足感和身份認同。在消費主義橫行的社會里，各個階層——無論收入水平如何——都被裹挾其中。
美國文化批評家保羅·福塞爾指出，貧民階層人士無一例外地對廣告和商標抱有高度敬意，這是因爲對消費知識的掌握，讓他們能夠將自己與廣告宣傳中的商品光環聯繫在一起。
一如中世紀的人籠罩在基督教神學的聖光中，覺得信仰神就能獲得幸福，只有大瘟疫爆發歐洲幾乎滅絕，人們纔會從白日夢裏清醒過來，開始理性地看待財富的使用方式。
沒有孩子的人是幸福的，光顧着自己就沒必要擔心其他的了，有孩子的人如果還不教孩子正確認識消費主義和奢侈浪費，多少家產都經不起他揮霍。
這是家長的責任，不是老師的責任，霍格沃滋將學校安置在遠離倫敦的蘇格蘭，對角巷也沒有麻瓜商業街繁華就是爲了遠離物慾的誘惑。廣效解毒劑如果人人都會製造就不會賣32加隆一試劑了，同樣狼毒銀子彈麻瓜和中國人會製造也就不需要用白銀來買了。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財富，知識就是權力。
中國人很注重排名，這種重視成了洗腦的陷阱，在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洪流中個人的聲音會被無視，甚至還會被人嘲笑、漫罵。
別人都去讀好大學找好工作了，你在幹什麼？
所以說現實情況比實驗室裏要糟糕很多，在浮躁的社會能靜心讀書的只有少數人，讀那些歪曲的課本不會帶來光明，反而會讓那些代表希望的孩子變成思想扭曲的蛆蟲。
毒害不一定是送帶有天花病毒的毛毯，也有可能是充滿了似是而非歪理的課本和教師。
真是可悲，難怪佛祖都會流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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