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的獨立戰爭和1812年第二次獨立戰爭的勝利讓美國人對自己信心倍增，他們打敗了一個強大的對手，國內報紙拼命宣傳，人們相信眼前的繁榮是因爲總統的英明果決。
維多利亞時期的人相信那時的繁榮是因爲人們的創造發明和企業家們的進取精神，但氣象也起了很大作用。
從1832年到1835年英國小麥連續4次大豐收，小麥價格降低了40%，當時工人階級三分之二的收入用來購買糧食，小麥價格降低讓他們有了閒錢購買衣服和其他商品，棉製品的需求增加，這也間接影響了美國棉花產量。
建國初期的美國一團亂，在內華達州，馬克·吐溫曾是弗吉尼亞城中的一名記者，這座城市也是內華達州盛產黃金、白銀的地區。在“淘金熱”下，馬克·吐溫也未能免俗，而且他對傳言和新的機會都十分敏感。當時，不少已經發現了黃金、白銀礦山的礦主們正在紐約城出售他們的股票，以籌集資金，於是馬克·吐溫將自己的所有積蓄，甚至全部稿酬都投入到了購買白銀礦山的股票中。
美國人很喜歡投機，做股票買賣的風險最大，有的人一夜之間就成了暴發戶，但也可能在一夜之間成爲窮光蛋，甚至負債累累。儘管風險很大，但時至今日，紐約、倫敦等地的證券市場交易大廳裏，總是擠得水泄不通。就像是進賭場一樣，贏家笑輸家哭，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
除了股票投機，還有一種更暴利的投機方式，就是土地投機。
土地投機者主要是形成於18世紀的特殊商人集團，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少人是軍官、議員或官員，其中包括華盛頓、富蘭克林這樣著名的革命領導人。出席1787年制憲會議的55名代表中，土地投機商就有14人。
他們集政治和經濟權力於一身，其影響非同小可。獨立後，土地投機商與官方機構的結合更加緊密，許多政府所設的“土地局”爲土地公司所控制，從而“土地局的工作在很多年裏大半是由私營的土地公司經辦的”。這種官商結合的局面使土地投機本身變得無法控制。當西進運動正要興起或剛剛興起之際，西部的公共土地已大量被土地投機家搶先佔去了。以密西西比某地爲例，其中140萬英畝土地被一個62人的投機集團購買，另外130萬英畝土地爲一個57人的投機集團所有，還有260萬英畝土地被別的投機集團所瓜分。從華盛頓總統開始，直到美國內戰前，美國政界要人與西部土地投機市場無相涉者幾乎是鳳毛麟角。喬治·華盛頓總統本人就與俄亥俄合夥公司關係緊密，他一次就在俄亥俄地區購得32373英畝土地，並任命俄亥俄公司總代表人魯弗斯·普特曼爲聯邦首任勘地總長。其他開國元勳，如本傑明·富蘭克林、帕特利克·亨利、羅伯特·莫利斯、喬治·摩根等紛紛躋身於大土地投機者的行列。華盛頓的一段話表明了這些人的當時心態：“任何人忽視眼下這個追逐優質土地的良機，他將失不復得。”
華盛頓的達官們與華爾街的顯貴們互爲利用，官商一體使政府的土地政策更有利於土地投機。
1830年開始，由於西進運動和門羅主義，大批歐洲移民來到西部，第二次土地投機開始了，基礎建設的狂熱和對投機的放任行爲，土地價格暴漲的同時交易量也在增加，鑄幣已經來不及了，需要紙幣才能滿足市場需求。
印刷術不僅可以印刷書籍，還能印刷紙鈔，但傑克遜總統不是一個喜歡紙鈔的人，一美元紙幣正面印的是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反面印的是美國國徽，紙幣材料是由75%棉花和25%亞麻混和而成的。
每個美國的愛國者和政客很難承認自己貿易和經濟還是依靠戰敗的對手英國。
英國儲備銀行有個規律，當糧食豐收的時候，黃金不用買糧食進口，貸款相對容易。當糧食歉收不得不進口糧食的時候，英國銀行會對黃金充滿保護欲，貸款會非常困難。美國土地投機客不只是美國人，英國人也有，1833年的時候美國對英國的負債只有1.1億，到了1833年則有2.2億，英國流入美國的資金已經超過了聯邦政府存在州立銀行的現金總量。
這種問題不是靠印錢就能解決的，黃金儲備沒變，這個問題一直到1848年加州發現金礦，淘金熱開始才得以解決。
和喜歡拒絕人，通過拒絕接受它認爲經營不善的銀行的票據，來維護它自身穩定的第二合衆國銀行相比，人們更喜歡信貸寬鬆、要求不嚴格的州立銀行。
許多州銀行立法很倉促，很多州立銀行在運營中存在很多隱患，傑克遜當選爲美國總統，他認爲第二合衆國銀行的信貸問題影響了美國經濟的發展。
傑克遜決定關閉第二合衆國銀行，作爲毀掉合衆國銀行的策略的一部分，傑克遜從該銀行撤出了政府存款，轉而存放在州立銀行。
與此同時，美國又頒佈實施了自由銀行法。自由銀行法允許最低資本金爲10萬美元的任何人都可以建立銀行，沒有任何其他的要求；並且各州的申請手續也已大大簡化。銀行如雨後春筍般而起，而草率地創辦銀行導致詐騙猖獗，銀行業務品質低劣。
因爲增加了存款基礎，不重視授信政策的州立銀行可以發行更多的銀行券，並以房地產作擔保發放了更多的貸款，而房地產是所有投資中最缺乏流動性的一種。1836年，英國糧食減產，這一年的天氣又溼又冷，不適合小麥生長，不過因爲前面幾年豐收，還不至於到要購買糧食進口的地步，麻煩的是此時是此刻議會是“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的帕麥斯頓閣下的天下。
帕麥斯頓設法把“泰晤士報”的某些有影響的人物拉到內閣中來擔任次要的職位，並且把另一些人接納到自己的社交圈子裏，予以安慰。從這個時候起，“泰晤士報”在不列顛帝國對外政策方面的活動就完全是爲了製造符合於帕麥斯頓勳爵的對外政策的輿論。“泰晤士報”必須爲帕麥斯頓勳爵想做的事準備輿論，並且強使輿論贊同他已經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