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羅斯福總統簽署了一個政令，在西海岸設立“軍事區”，所有在限制區域的日裔全部都要遷入位於內陸的“安置中心”裏。
那並不是集中營一樣的地方，理論上。
當時有九成的日裔居住在西海岸，其中還有7萬在美國出生的公民。
儘管他們宣稱自己是忠誠於美國的，“當地人”依舊對他們存在敵意，包括總統在內都擔心他們會從事破壞和間諜活動。
爲了避免這些信仰天皇的日裔破壞和偵查美國的軍事和重要工業，由軍隊負責驅逐在重要軍事設施附近的日裔美國人。
這些設置在內陸的“軍事區”和猶太人定居點一樣有宵禁，但條件比華沙的猶太人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住在裏面的日裔是變相被保護起來的，非受限制區域的日裔反而要擔心同事、鄰居乃至給自己送報紙的報童的攻擊。
加利福利亞、華盛頓、新奧爾良的日裔立刻動身前往位於內華達、猶他和科羅拉多州的安置營，但有一個居住在加州聖萊安德羅市的日裔美國人松豐三郎卻拒絕執行命令。
然後他就被逮捕了。
松豐三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針對的就是驅逐令和再安置令的合憲性——軍隊對特定人羣的暫時驅逐是否是種族歧視。
在驅逐令執行的調查中，有一批日裔確認對日本效忠，有一部分人拒絕對美國無條件效忠，並拒絕向日本天皇效忠，還有一部分被驅逐人員要求回到日本。
戰爭會造成很多困難，困難時期要大家一起克服，最終最高法以松豐三郎違抗驅逐令有罪，維持了原審判決。
這份判決結果證明，當國家處於恐慌時，種族歧視抗議也要靠邊站，與這個案子一起審理的還有平林案，這個日裔違反的是宵禁令，日裔美國人必須在晚上八點到早上六點以前呆在家裏，避免參與間諜和破壞活動。
松豐三郎出生於美國，他的父母都是日本人，憲法規定出生地原則讓他成爲了美國公民，沒有任何指控可以證明他不忠於美國。
戰爭是所有痛苦的集合，所有公民，無論是否是軍隊人士都遭到了影響，公民身份既有權力也有義務。
然而即便是戰爭結束了，美國內部依舊排擠日本人，美國與日本國家層面上是盟友，但是有很多美國人在戰爭中失去了親人，或者自己就曾經參加戰爭，他們對日裔非常不友好。
那些遷入了安置點的日裔也過得戰戰兢兢，營區內的日本人來自各個階層，也包含婦女與小孩，除了膚色之外，他們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奧斯維辛有焚屍爐，安置營沒有，他們有足夠的食物來源，成人在營區內工作、小孩則可以上學，不定期可以有些休閒娛樂。
但是膽敢逃跑就會射殺，因此大多數人即使不滿國家對他們的安排，還是按照規矩服從命令。
日本移民與日裔美國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放棄財產，到了1943年，由於美國考慮要對日裔美國人徵兵組成一支特殊的軍隊，WRA便以戰爭的考慮給予這些日裔美國人進行一份“忠誠問卷”，以測試日裔美國人究竟忠於哪個祖國，美國或者日本。
面對這樣的問卷，許多日裔美國人不只感到困惑，甚至是憤怒。有部分以年輕男性爲主的羣體，在這兩個關鍵問題都選擇了否定的答案，他們被戲稱爲“說不男孩”，並被冠上“不忠誠”的名號。
羅斯福的將軍德威特就曾經說：日本佬終究是日本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少日裔美國人陸續爭取國家賠償與訴訟，美國政府也陸續補償一些當時被無故關進拘留營的日裔美國人。
但錢賠了，該歧視照樣歧視，亞洲人普遍都非常好學，成績比其他人種好，“當地人”認爲美國的好高中，好大學都被亞裔佔領了。
子女不是全A的成績，亞裔父母會覺得很沒面子，這使得得了B的普通白人小孩成了班裏倒數幾名。
但是常青藤名校招收新生是有比例的，學校有1000人的名額，規定亞裔只能有20%就是200個人，而白人有70%就是700人，也就是說一個非常非常努力的亞裔學生，他的成績全A，他有可能落榜，而一個沒他那麼努力的白人青年則可以輕鬆進入沃頓商學院這樣的名校，除非亞裔的父母用錢買名額。
在美國有個詞叫做“Bamboo??ceiling”，就是指一種無形的牆，Bamboo跟亞洲有關。在美國的企業裏許多亞洲人都在底層，少許在中層，高層領導就基本沒有了。
男孩子的競爭如此激烈，何況是女孩。
日本的傳統教育是男性外出工作，女性在家相夫教子，她不需要讀書讀得很好，反正她是要嫁人的。
而西式教育則是男女平等，中村雪不甘心將自己的學歷當成相親資料上的附加值，有科學資料顯示，一個聰明的媽媽生的兒子也是很聰明的，於是她來到帕多瓦大學，當醫學交換生。
美國文化有很多“勵志”的故事，彷彿只要努力就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沒錯，有些亞裔可以拿到美國好的職業，比如律師，但是大家都知道，亞裔是苦力，他們從小就被訓練要能喫苦耐勞，所以律師樓里亞裔律師做最辛苦的話。
白人律師只做最重要的活，他們是“quarterback”，也有少數亞裔逆襲的，但那是非常稀有的情況，類似摩西分紅海一樣的奇蹟，再不然就是他的父母家裏的背景可以利用，光靠苦讀是不能衝破那層Bamboo??ceiling的。
想要融入美國社會並得到認可是一件不易的事，由此讓一部分亞裔學生產生了如果自己不是黃種人就好的認知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