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千百年來形成的一句話，其中的意思已經完美解釋了糧價中所蘊含的祕密，糧食的價格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但是在現實中產生的問題是，在現實生活中，尤其是這個時代的生產力水平相對來說是很低的，農業生產很不穩定，有時候糧食大豐收，於是糧價一路走低，挫傷農民的積極性；有時候又恰好遭遇災荒，糧食價格飛漲，很多百姓買不起而活活餓死，就很少有能夠達到一個平衡的時候。
於是乎，朝堂上就必須得出臺相應的規則，其目的正是要把糧食的價格控制在一定區間之內，這就是常平法的前身，在戰國的時候就已經產生了的平糶或平糴。
國家在谷價過高時，以低於市場價格賣出糧食；而在谷價過低時，以較高的價格收貯糧食，這也就是最初的常平法的核心思路。
但很快，隨着華夏的大一統，這樣的辦法就有點不靈了。
因爲這個時代運力的原因，再加上糧食的重量往往都是很大的，國家收購糧食和轉賣糧食，往往都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空間上的跨度才能實現。
中間需要調節的地方太多了，這樣糧食從地方收到中央，再從中央發到地方，一來一回的路費比糧食還多，已經失去了常平法創立之初的本意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李世民所弄出來的義倉的前身常平倉應運而生。
所謂常平倉，就是中央政府在各地方上設置了許多糧倉，然後將平糴的辦法下放到地方，由地方政府來全權負責收購或拋售糧食，以控制當地糧食的價格，中央政府只負責給地方撥錢就行了。
無論是哪一朝哪一代的政府，這麼做的本意都是讓各個州郡在豐收的年份可以以稍微高一點的價格收集糧食，以免傷農；歉收的年份就以相對低點的價格賣出去，保護民衆；如果遇到了大的災荒，還可以從臨近的州郡的常平倉中，就近取糧救災。
不過顯然這樣的想法是美好的，但是現實卻是相當的骨感，這權力一旦下放到了地方了，那就相當於是把小綿羊送進了虎口了，不光地方官得把你撥過去的錢貪墨的差不多了，還得把糧食從百姓的口袋裏整到自己的口袋裏纔算是安心。
要是皇帝或者是主官的官吏們稍微狠一點，他們還能稍微收斂收斂，要是真的趕上了朝堂上沒有人管事兒的光景，這所謂的常平倉，就成了要百姓命的要命倉了。
而李世明把常平倉改了個名字，叫做義倉的說法，跟之前的政策比唯一的改變就是官方不用出錢了，對於百姓的坑害可以說是有增無減。
李倓之所以之前不着急，是因爲自己之前的幾個動作讓大唐底下的官吏們幾乎也是人人自危，沒人再敢明目張膽的做這件事了，這就給了李倓緩一緩再有動作的時間。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各地通往大唐的時間成本問題，在李倓看來，地方官在這種事上絕對是不靠譜的，所以朝堂上必須有人蔘與進去，有關糧食數量和金錢的數據必須得請示朝堂，批准之後各個地方纔能執行。
不過漕運的事一落實，起碼江淮地區到長安城的時間能節省很多，而江淮正是大唐糧食的主產區，這給李倓整頓義倉增添了許多信心，而這件事不論大小，所引起的民怨都是極大的，所以一得空，李倓馬上就把這件事拿出來了。
縱然自己現在在大唐的皇位上已經取得了讓不少官吏和百姓交口稱讚的功績，不過在李倓看來這些還是遠遠不夠的，甚至只能說是皮毛。
像是義倉這樣勞民傷財的存在，竟然經歷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之後還依舊存在着，這不由得就會讓後人對這所謂的盛世在腦袋裏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了。
這件事李倓和三個宰相足足商議了十幾天之久，最終發現完全推翻之前的成果是不可取的，最好的辦法還是在前人的成果上進行一定的優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於是三人初步商定了對義倉改革辦法：一方面保留各地方上用來存儲糧食的義倉，另一方面對於糧食的收購、拋售和管理，也就是所謂的“常平”工作，則交由朝堂直接負責，各個州郡只有上報和執行的權力，沒有任何自己行動的權力。
這簡簡單單的兩句話，就耗費了大唐最善於玩內政的幾個人十幾天的時間，是因爲這簡單的兩句話之後跟着的漏洞實在是太多了，想要把這些個漏洞完全添補上是十分困難的，而最爲主要的漏洞就有兩個。
其一正是各地路途遙遠所產生的消息滯後的問題，其二則是大唐的州郡太多，糧倉依舊設置在各個州郡，縱然李倓和幾個宰相或者是六部的官吏們都是相當秉公辦事，也沒法保證每一個糧倉都沒有地方官吏的侵吞和佔用。
這是非常棘手的兩個問題，就算是李倓，也是一連着好幾天都一籌莫展，最終還是在才思上面比另外兩人稍微敏銳那麼一點點的劉晏琢磨出來了兩個相對穩妥的解決辦法。
消息滯後的問題在這個時代幾乎是無解的，因爲不管是誰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手機發明出來不是？
所以在李倓的提示之下，劉晏發明出來了一種類似於大數據分析的做法，既然實時的消息送不過來，那索性就退而求其次，用以往的數據進行分析和預判，得出他們當下所應該產生的數據，這樣的數據雖然跟真實情況相比可能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絕對不能太大。
這雖然也是一個相當紛繁和過程，其中需要從長安城調撥下去大量信得過的人去採集信息，不光要從官方的數據裏採集，還要像有經驗的百姓採集，這樣推測出來的數據纔是準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