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他們幾個商量這件事的時候，李倓一直都在跟他們表達一個觀點，那就是大唐的民生，是比天還大的事，一旦民生之事出了問題，就算是他們君臣玩出花來了，也是等於零。
李倓的態度往那一擺，劉晏和張巡他們幾個自然得盡力了。
所以大數據的方案很快就顯出了雛形，由尚書省甄選出幾隊人馬，必須對每一個州郡都做一份詳細的調查，而且是出報告的那種。
至於報告的內容，就是根據實地考察，官方記載，民間查詢，儘可能的還原各地之前幾十年裏面，它們每年的糧食價格，以及需要收穫的糧食數量。
這些數據再跟這個州郡這幾十年來的受災情況那麼一對比，情況基本上也就一目瞭然了。
獲取到了這個數據之後，按照劉晏的說法，根據一個地區每年糧食的產量把各地分成五類，每一類都由李倓或是他們尚書省親自定價，之後各州郡每年的收糧都按照這個指導來進行。
比如把指導價分別定到100文、200文、300文、400文和500文，每月的收購量對應是50萬石，40萬石，30萬石，20萬石和10萬石。
確定下來這些之後，當需要收購糧食時，如果這個州郡的糧食市場價大約在100-200文之間，那麼負責的官員就不需要再上報尚書省批准，他直接可以對照這個表，以200文的價格收40萬石。
這麼一波操作之後，就相當於取消了中間決策環節，既讓各個州郡擁有一定的主動權，可以比較快速的適應各種突發的變化，同時它又在大唐朝堂的控制範圍之內。
從某種意義上說，有了這個所謂的指導意見之後，各個州郡的官員就算是膽子相當的大，故意擡價格到三四百的程度，但是價格高了，能收購的糧食就變少。
這樣一來就算是出事了大唐國庫的損失也相應減少，同時後續巡查隊的抽查也很容易發現問題，在這種制約之下，各個州郡的地方官亂報價格、亂報數量從中牟利的空間，就大大地被限制。
就這麼一個辦法，已經是大大的超出了李倓之前的設想，他覺得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是真的低估了像是劉晏和張巡他們這樣的國士了。
一旦涉及到了內政上的事兒，他這個當皇帝的可就沒法像之前打仗一樣大包大攬了，而是隻能提出一個問題，或者說明自己到底想要一個什麼結果，剩下的解決過程，就得全部都讓劉晏和張巡他們來了。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裏，李倓深深的感覺到一個王朝想要興盛的話，光有一個靠譜的皇帝肯定是不行的，還得有一羣有能耐又忠誠的人輔佐着纔行。
他們給李倓的驚喜還不止這些，爲了防止底下的官吏想方設法的貪墨義倉裏面的糧食，劉晏還想出來另外的一招，畢竟他們三人都在底下的郡縣裏面做過官，知道這麼大的一塊蛋糕就這麼擺在這的話，是很難不引起一些人的注意的。
李倓最開始的時候倒是沒聽說過這個說法，不過經過幾個人一解釋，他馬上就明白了這其中的奧祕所在。
按照這個辦法，凡是大唐官方收購存放在“常平倉”中糧食，在出售之後都必須兌換成同等價值的當地土特產品和手工品才能上交到長安城。
比方說一個州郡收購了100萬石的糧食，等到他把這100萬石糧食賣出後，交給到長安城的不是錢，而是同樣價值的當地土特產品和手工品。
前世對於這倒買倒賣就相當有心得的李倓馬上就明白了這其中的奧祕了。
這跟漕運的事兒其實是一個道理，堵不如疏啊，與其想方設法的不讓他們侵吞義倉裏面的糧食，倒不如直接用官方的渠道上給他們開一開口子。
糧食這玩意的價格還是比較硬的，但是各地的土特產價格可就不一樣了，十個人賣可能但是十個價格，而長安城既不會認最高價也不會認最低價。
操作這件事的官吏都是真的是個有心眼的人的話，完全可以在底價的時候囤積一點土特產，等到真的要上交給大唐的時候，你自己手裏面是剩下了一些土特產還是剩下了一些糧食，那都是你自己的本事，不管是皇帝還是尚書省都不會管你的，人家要的就是保質保量的土特產。
這些土特產到了長安城之後，皇宮需要的東西自然會留下來，剩下的還可以通過官方的渠道賣到能賣上價的地方去，對於大唐的國庫來說也是一件好事。
集思廣益之下，這件事就算是定下來了，這回李倓並沒有交給劉晏，而是交給了許遠操作。
因爲這件事牽扯的相當的廣，耗費的人力也會相當的多，由許遠這樣做事細心之人來操作，才符合李倓心裏面人盡其用的設想。
短期內實行的幾個新政，完美的把漕運，糧價、以及各地官吏整治聯繫了起來，在平抑糧價的過程中一旦發現做的太過分的，是不用經過李倓的，許遠直接就有權要求吏部和大理寺插手這些事，該撤的撤，該抓的抓。
這件事在長安城的巡查隊伍出發之前，李倓就已經下令對整個大唐的百姓廣而告之，一旦當地的義倉已經引起了民憤，巡查隊伍一到，只要是登記在冊的大唐百姓都可以舉報貪官。
這一下子，在大唐百姓中造成的影響比之前每一個政策都要大，幾乎聽聞這件事的人都在拍手稱快，就好像是如今的義倉在他們心中已經早就變味了一般。
這樣的情況傳到了李倓的耳朵裏之後，讓李倓覺得這個事自己可能真的是行動的稍微有點晚了，他完全沒想到，竟然是這件事在百姓的心裏纔是最想要改變的，李倓知道，自己可能應該進行一些反思了，到底應該把什麼事放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