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期，與蔡元培常來往的是蔣智由、黃宗仰、林白水、陳範和吳彥復；這些人都是帶着夫人。因爲有女眷參加，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話題就常常被提及。又因爲大多是搞教育，在一段時間裏，大家常說的話題是婦女的受教育問題。
蔡夫人黃世振有一天說：“女人不能和男人有同等受教育的權力和機會，男女平等是無法實現的。”
此言一出，立即得到在場女士們的贊同。
蔣智由於是說；“我們來辦個女校吧！”
這提議竟得到大家的贊同。於是當場議定由蔣智由、蔡元培、黃宗仰爲主來張羅這件事。
蔣智由（1865—1929），中國近代詩人，原名國亮，字觀雲、星儕、心齋，號因明子，浙江諸暨紫東鄉滸山村人。
出身寒素。早年求讀於杭州紫陽書院，能詩善文，工書法。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以廩貢生應京兆鄉試舉人，授山東曲阜知縣，因懷救國、革新之志，故未赴任。甲午戰後，同情、支持康有爲、梁啓超變法。力言變法，“志欲救天下，起國家之衰敝”。戊戌變法失敗，曾寫《盧騷》詩，有“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之句。
他與黃遵憲、夏曾佑被梁啓超曾並列爲“近代詩界三傑”。
黃宗仰（1865年－1921年），俗名黃浩舜，別號烏目山僧，筆名黃中央，江蘇省蘇州府常熟縣人。建築設計師、佛教僧人。自幼博覽羣書，工古詩文辭，旁及釋家經典。是一位民主革命的志士。
1899年，他前往上海。1901年，受猶太富商哈同的華籍夫人羅迦陵聘請，設計建造愛儷園。
關於吳彥復，需要多說幾句。他生在武蔭世家安徽廬江吳氏家族，其父吳長慶襲家族雲騎尉世職，章士釗夫人吳弱男就是此公的女兒。
我們應當記得，吳長慶手下有一隨員，最早由吳長慶舉薦爲幫辦營務，此人就是後來影響了大清和民國曆史進程的袁世凱。吳長慶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吳保德後來承襲了吳長慶的世襲祿位，二兒子吳保初因爲父親的軍功，朝廷也賞了他一個主事之職。
這位吳保初就是吳彥復，吳保初是他早期的名字，後來他更名吳彥復，自號癭廬。他和袁世凱年歲相當，袁世凱在其父吳長慶手下做屬僚時，二人關係近密，彥複稱袁世凱爲“四哥”，袁則稱吳彥復爲“二兄”，二人是名副其實的世兄弟。
吳彥復雖出身將門，但他一生放誕詩酒，性情上更傾向於不羈文人之風。民國有着名的民國四少，很多人不知道，晚清也有着名的四少，這位吳彥復就名列其中，還有一位名垂青史爲喚醒國人甘願束手就擒“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
吳彥復是一位剛正不阿的正直之士，他有一則着名的故事，足以見他做人的秉性：
他做刑部主事時，大概是在1898年，彼時刑部尚書爲剛毅。光緒帝要聽真話，要求官員們上書直言，於是彥復閉門寫萬言書，當真直揭時弊，將腐敗之甚、革新之迫字字言言直抒於筆端。他官太小，沒資格遞條陳，想上達必須由所屬上司代呈，於是去見剛毅，請他代爲遞呈。
剛毅一看非同小可，心想這位老兄也太不成熟了吧，朝廷那是老佛爺慈禧說了算呀，你這個條陳上去，不是把我也連累了嗎？
彥復對剛毅這番“諄諄告誡”嗤之以鼻，對着剛毅是呸、呸、呸……說您青雲直上封公封侯去，我這小官，不做也罷。說完拂袖而去。第二天，彥復就收拾家當，攜家帶眷，離京去了上海定居，棄官不幹了。
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說辦女子學校的事。
那個年代，有條件讀書的女子講究的是大門不出，二們不進，要不爲什麼要給女人裹足？辦女校談何容易？
從1901年的冬天開始張羅，直到第二年的9月間，女校才創辦起來，同年12月正式開學。
在登賢裏租的校舍，辦學的經費，由黃宗仰介紹的猶太富商哈同的華籍夫人羅迦陵獨家贊助。
蔣智由開始任校長，他去日本後校長由蔡元培接任。
女校雖只有十幾個學生，又大多是發起人的妻女，但其開風氣之先的社會影響力不容小視。也是蔡元培等人爲中國的教育事業，以及婦女解放事業，做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1902年4月15日，在籌建愛國女校的過程中，由蔡元培、黃宗仰、葉瀚、蔣智由、林獬等議定併發起，成立了中國教育會。
共推蔡元培爲會長，設本部於上海泥城橋福源裏，並定“置支部於各地”。
中國教育會的初衷是“擬集合力量，編訂教科書”。在其章程中宣佈：“本會以教育中國男女青年，開發智識而增進其國家觀念，以爲他日恢復國權之基礎爲目的。”
中國教育會所提倡的教育，是出於改造中國的政治目的，是爲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的國家而辦教育。它激烈地反對封建教育和奴化教育，鮮明地揭示了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的教育宗旨。以造就“共和的國民“爲其根本的宗旨。
爲了實現這一宗旨，中國教育會設立了教育、出版、實業三個部，預備設立男女學堂、編印教科書、教育報，創辦商店、工廠、公司。
會中的激進分子成了愛國運動和革命運動的中堅。
1902年夏，蔡元培利用暑假到日本遊歷，同行的有高夢旦。
高夢旦(1870年-1936年)，名鳳謙，字夢旦，長樂龍門鄉人。
夢旦上有胞兄二人，長兄鳳岐以桐城派古文學知名，考取御史；次兄而謙留學法國巴黎大學，精通洋務，夢旦取兩兄之名上下各一字，自名鳳謙。
少從長兄讀書於福州九彩園，初學古文詞，並考取秀才。中法馬江海戰後，清廷日弱，遂無意仕途，厭倦八股文章。
在商務印書館近代館史中，公認有“兩興”：首興於張元濟，再興於王雲五。但在這兩個炫目的名字身後，卻有一個常被人忽略卻又不可或缺的“賢臣”——高夢旦。
“五四”運動後，51歲的高夢旦自認對新學“所知不多”，主動辭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職務，並親赴北京，去邀請不滿30歲的北大教授胡適。胡適雖未到任，但推薦了他的老師王雲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