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點小說 > 民國風雲人物演義 >第427章 領銜新的教育部
    完成迎袁專使的使命後,蔡元培回到南京,回到了他熱愛的教育事業的任上。

    南京政.府建立後,所有與新政.府有關的人紛紛跑來,找關係託人情,想謀個一官半職。蔡元培北上迎袁期間,教育部的次長景耀月代理部務。景耀月是同盟會員,平日裏熱衷黨務,對教育很少過問。

    此人有封建的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所謂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趁總長不在,他私自開列了七十多個人的名單,分別冠以司長、科長、祕書的職務,報請總統府頒發委任狀。名單上的人多和他有私交,但是跟教育行當沒什麼關係。

    蔡元培回來後,馬上發現了這一情況。他耐心地同景耀月講,這樣做的話,真正的教育專家就被排斥在教育部外了。而且如果下一任部長對這些人事不滿意,一概革除,反而讓這些人難堪。蔡元培入情入理地做了一番工作之後,總統府又將這批委任申請退還了教育部。

    1912年3月底,唐紹儀內閣成立,蔡元培留任教育總長。

    民國定都北京後,1912年4月26日,蔡元培領銜的新的教育部接手原清廷的學部。蔡元培給部員們講了一番話:“前清辦學之種種靡費,其細情不外奢、縱二字……國家無論如何支絀,教育費萬難減少。無已,惟有力行節儉,以爲全國倡。”

    在人事安排上,蔡元培力邀非同盟會派系的共和黨人、曾在清末擔任學部參事的教育家範源濂做了教育部的次長。

    他兩次登門,誠懇地對範源濂說:“現在是國家教育創制的開始,要撇開個人的偏見,黨派的立場,給教育立一個統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計……教育是應當立在政潮外邊的。我請出一位異黨的次長,在國民黨裏邊並不是沒有反對的意見;但是我爲了公忠體國,使教育部有全國代表性,是不管這種反對意見的。聽說你們黨裏也有其他看法,勸告你不要自低身份,給異黨、給老蔡撐腰;可是,這不是爲國民黨或我個人撐腰,乃是爲國家撐腰。我之敢於向你提出這個請求,是相信您會看重國家的利益超過了黨派的利益和個人的得失以上的。”

    範源濂爲蔡元培的真誠和以民國教育爲重的精神所動,不顧他所在的共和黨的反對,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請。事實證明,他們的合作是成功的。後來,範源濂在蔡元培去職後任教育部長,力邀蔡元培擔任北大的校長。

    新建的教育部有部員七十餘人,差不多都是蔡元培、範源濂二人推薦。蔡推薦的多爲歐美及日本的留學生,範提名者,大多富有教育管理經驗。

    如蔡元培“自述”所說:民國“元年我在教育部時,請範君靜生相助,我偏於理想,範君注重實際,以他所長,補我之短”。

    有了儒雅的蔡元培做首腦,民初的教育部內上下融洽,全無暮氣。

    乃至於魯迅後來曾說出“說起民元的事來……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這樣的話來。

    範源濂也這樣憶及當年在教育部與蔡元培共事的情景,“在我們合作期間,部裏的人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討論很多,卻沒有久懸不決的事。一經決定,立刻執行。所以期間很短,辦的事很多”。

    4月底,蔡元培在與部員談話中提出:鑑於目前各校程度參差不齊和請末辦學的“奢、縱”之弊,“擬將中學以上官、公、私立學校,嚴加歸併,淘汰冗員,嚴定章程,以便早日開學。”表達了其整頓教育的決心。

    5月初,他通令將北京大學堂易名爲北京大學校,提名啓蒙思想家嚴復出任校長。

    接下來,他在參議院發表施政演說時明確表示:總長之職“既勉強擔任,斷不敢存五日京兆之心”,就教育方針、設施、行政權限、派遣留學生及少數民族教育等問題發表了意見。特別強調:“在普通教育,務順應時勢,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之人格;在專門教育,務養成學問神聖之風氣。”

    毫無疑問,這充分表達了蔡元培投身教育的理想和信念。

    1912年7月10日,當時的中華民國教育部,發起召開了有各地教育專家參加的,全國教育臨時會議。

    蔡元培在大會的開幕詞中言道:“今日之臨時教育會議,即中華民國成立以後第一次之中央教育會議。此次會議,關係甚爲重大,因有此次會議,而將來之正式中央教育會議,即以此次會議爲託始。且中國政體既然更新,即社會上一般思想,亦隨之改革;此次教育會議,即是全國教育改革的起點。此次議決事件,如果能件件實行,固爲重要關係;即使間有不能實行者,然爲本會已經議決之案,將來亦必有影響。諸君有遠來者,即或在近處者,亦是撥冗而來,均以此次會議系重大之故。

    “民國教育與君主時代之教育,其不同之點何在?君主時代之教育方針,不從受教育者本體上着想,用一個人主義或用一部分人主義,利用一種方法,驅使受教育者遷就他之主義。民國教育方針,應從受教育者本體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盡如何責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從前瑞士教育家(沛斯泰洛齊)有言:昔之教育,使兒童受教於成人;今之教育,乃使成人受教於兒童。何謂成人受教於兒童?謂成人不敢自存成見,立於兒童之地位而體驗之,以定教育之方法。民國之教育亦然。

    “君主時代之教育,不外利己主義。君主或少數人結合之政.府,以其利己主義爲目的物,乃揣摩國民之利己心,以一種方法投合之,引以遷就於君主或政.府之主義。如前清時代承科舉餘習,獎勵出身,爲驅誘學生之計;而其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皆富於服從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駕馭。現在此種主義,已不合用,須立於國民之地位,而體驗其在世界、在社會有何等責任,應受何種教育。……”

    一句“全國教育改革的起點”,可謂讓全體參會人員激情洋溢、熱血沸騰。

    在這次會議上,蔡元培將事先起草的四十餘項提案逐一交由會議討論,這些議案,凝聚着蔡元培和教育部同事的心血,設計了和規定了新教育的體制和細則,從而構建了後來實行十年之久的“壬子癸丑學制”的基本內容

    與會者們進行認真的討論和修改,從而形成了中華民國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這基本就是蔡元培“五育主義”的翻版。

    會議的最重要成果是《學校系統令》,因是農曆壬子年頒佈實行,史稱《壬子學制》。

    《壬子學制》規定:初等小學校學制4年,爲義務教育,畢業後可入高等小學校或實業學校。高等小學校學制3年,畢業後可入中學校或師範學校、或實業學校。初小、高小均設補習班,學制2年。中學學制4年,畢業後可入大學或專門學校,或高等師範學校。師範學校本科4年,預科1年。高等師範學校本科3年,預科1年。實業學校分甲乙兩類,各3年。專門學校本科3—4年,預科1年。大學本科3—4年,預科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