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伊肯，生於德國東弗裏西亞奧利希城一個郵局管理人家庭，母親是傳教士的女兒，虔信宗教。奧伊肯自小便喜歡深思人生，酷愛讀書。1863年入哥廷根大學，一度去柏林大學學習，主要興趣是古代哲學和歷史，特別喜歡亞里斯多德。畢業後，曾任中學教員。1871年任瑞士巴塞爾大學教授，1874年任耶拿大學教授，直至1920年退休。40多年中，每天黎明前在河邊林間空地講學，深受學生歡迎。其間，曾以交換學者身份赴美國哈佛大學講學。
奧伊肯的主要著作有：《近代思想的主潮》（1878）、《精神生活在人類意識和行爲中的統一》（1887）、《大思想家的人生觀》（1890）、《爲精神生活的內容而戰》（1896）、《宗教之真理》（1901）、《一個新人生觀的基本路線》（1906）、《人生的意義與價值》（1907）、《認識與生命》（1912）、《當代倫理學與精神生活的關係》（1913）、《奧伊肯論文集》（1914）、《人與世界──生命的哲學》（1918）、《人生回顧》（1920）等。他的著作文字曉暢易懂，毫無康德、黑格爾式文體的晦澀，洋溢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的熱情。
1908年，爲了“表彰他對新知地熱切探求、思想的洞察力、廣闊的視野和熱情、雄渾的表現手法，及在他許許多多作品中運用這種手法，維護和發展了生活的理想主義哲學”，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杜裏舒（外文名Ha
sD
iesch，1867～1941年），德國人，生機主義哲學家
生機主義哲學又稱爲生機論、活力論，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德、法等國流行的一種哲學觀點，屬於生命哲學的一種。
這種哲學觀主要建立在生物學基礎之上，利用生物學、生理學等科學發現來論證其觀點。生機論主張生物自身的發展、變化並不受物理、化學原則的支配，而是因爲生物體內部有一種自主自在的動力，這種動力自由釋放、不可度量，是非理性的。
與之相對的機械論則主張生物的生、老和繁殖等現象，像機械一樣受自然界的物理、化學原則支配。杜裏舒利用實驗生物學的方法，以不可驗的動力說明生物自身具有特別的自主性，提出了形而上學的生機論，即新生機論。
他在《生機論之哲學》的演講中，以三個生物自主律的證明，提出了生機論最有力的證據，
第一，杜裏舒通過試驗發現，在海膽卵分裂過程中，任取其中的一個細胞或者將其細胞擾亂，都能發展成爲一完整的幼蟲。他認爲這是因爲“每一細胞都有發展成一生機體之可能”。他把這種現象稱之爲“平等可能系統”。杜裏舒把生物學上的這種現象昇華爲一種哲學理論，提出了他的生機哲學的基本概念。
第二，從生物的發生來看，任何生物體最終都是由一個細胞分裂發展而來的，這個細胞經過無數次分裂而終於形成一複雜的生機體。機器不能經多次分裂還是一完整的機器，所以生物的遺傳與發生不能由機器說解釋。
第三，他認爲“行動的特點，第一靠他的歷史的基礎”。他解釋說，以前的刺激和事實便是歷史的基礎。關於歷史的基礎方面，不只人有，動物也有，機械論對此無法進行解釋。
1922年10月14日，杜裏舒偕同夫人乘船抵達上海，其後杜裏舒在上海、南京、武漢、北京、天津等地進行巡迴演講（至1923年6月）。其講演稿由張君勱、瞿世英等翻譯和整理出版了《杜裏舒演講錄》（192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留在南京大學（時稱國立東南大學）授課一學期，開出“生機哲學”、“哲學史”、“歐美新近哲學思潮”等課程。
此次歐洲之行，對蔡元培來說，可謂是對歐洲人文傳統和近代文明的一次巡禮。他參觀了數以百計的各類機關、設施、名勝、景觀，對西方文化有了更加全面具體的瞭解。他瞻仰了盧梭、黑格爾的故居，參觀了拿破崙一世的紀念館。又一次重遊了萊比錫，再次光顧了歌德寫作《浮士德》的奧愛布赫小酒館，也漫遊了古氣森森的龐培城和古羅馬時代遺留下的建築羣，有幸飽覽了梵蒂岡教皇宮內的拉斐爾、米開朗基羅等大師的藝術傑作。
與此同時，他也廣泛領略了近代科技的輝煌成果。曾非常有興致地參觀了巴黎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的語音實驗設備，走訪了六O六發明人歐立希的研究所，還現場直觀體現先進醫療技術的複雜手術。
另一方面，蔡元培也切身體會到了歐戰給各國人民造成的心理創傷。特別是一位德國教授所表現出來的急切復仇情緒，給蔡元培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這使他深刻體會到了，《凡爾賽條約》對戰敗國德國的苛刻的勒索，埋下了復仇的種子和民族仇恨。
想到自己和同學們曾經做爲戰勝國的欣喜若狂，卻從沒有爲失敗國人民的一方着想過，蔡元培心裏很不是滋味。他想到的是，戰爭對這個世界的傷害是多方面的，激起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特別是人民之間的仇恨，有時比財產損失對這個世界破壞更大。
在異國他鄉，蔡元培見到不少留學或旅居的學生和朋友，諸如傅斯年、劉半農，章行嚴、徐志摩、林語堂等。他的許多活動，都是這些人陪同的。
1921年6.月.4.日，蔡元培從法國乘船到了美國紐約。
紐約的中國留學生去碼頭迎接他，發現他只帶很少的行李，沒帶祕書，也沒帶隨從，竟然是孤身一人，其本身就像一位年長的留學生。他沒去驚動中國駐紐約的領事館和大使館的外交人員，就住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小旅館裏。
楊蔭榆看到大家衆星捧月的情景，不禁感嘆道：“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北大的同學都很高傲，怎麼到了蔡先生的面前都成了小學生了？”
在那次歡迎會上，蔡元培先講“點石成金”的故事，引得全場鬨然大笑。蔡元培講這個故事，用意是要啓發中國留學生，學習專門知識固然重要，掌握科學方法纔是關鍵。他說：“你們掌握了科學方法，將來回國後，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可以對中國做出貢獻。”老校長的這番諄諄教導，足夠大家歡喜受用一生。
蔡元培是第一次踏上美國這個“新大陸”。他由東向西，遍訪華盛頓、芝加哥、西雅圖、洛杉磯等重要城市，參觀了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以及國會圖書館、卡耐基研究院等學校和機構。與孟祿、李佳白、芮恩施等知名人士會晤。
孟祿（PaulMo
oe，1869年—1947年）美國教育家。生於印第安納州，1897年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02年任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授；1915～1923年任該院院長。是教育“心理起源論”的代表人物。
李佳白，英文名“Gilbe
tReid”（1857～1927），近代美國在華傳教士。尚賢堂及其報刊創辦人。
芮恩施（PaulSamuelRei
sch，1869—1923）美國學者、外交官，美國當時著名的遠東事務權威之一，1913年出任美國駐華公使。
蔡元培在這個新興的國度，充分體味到了崇尚實用的學術風氣。即使在“形而上”領域，也呈現“實用哲學漸超過於康德黑格爾派之觀念論”的趨勢。
與在歐洲不同的是，蔡元培每到一地必作講演，總計達三十餘次。演說內容大多涉及國內新文化運動的介紹和東西文化融合的思想。也向國外華人介紹北大的改革和現狀，並募集款項。
同年8月中旬，他代表中國教育部，率中國教育代表團出席在檀香山召開的太平洋各國教育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蔡元培向大會提交了《小學教育採用公共外語》和《舉行太平洋各國聯合運動會》兩項提案。前者主張對十歲以上小孩開設世界語課程，後者則建議太平洋地區每年舉行一次運動會，由各國輪流舉辦。
同月底，蔡元培一行人離開夏威夷，乘船回國，於9月14日返抵上海。
在不到十個月的時間裏，蔡元培做了一次名副其實的環球旅行。他以其在教育界的崇高威望和對新文化運動的傑出貢獻，受到歐美知識界的尊敬和熱情禮遇。
法國政府授予他“榮光寶星”稱號，里昂大學授予他文學博士榮譽學位，紐約大學授予他法學博士榮譽學位。
應該指出，蔡元培的歐美之行，擴大了中國在世界的影響，使中國的教育界與各先進國家建立了高層次的廣泛聯繫，對二十世紀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