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在演講中,着重講述了有何方法、何餘暇講求品格道德等問題而教授學生。他批評當時教員、家長單純以學生成績優劣，評價學生好壞的錯誤傾向，要求“在競爭之外,使學生愛羣盡公益有互助精神,並於學校內外灑掃清潔各事,由學生爲自發的共同動作”。他提倡提高學生的自治能力，即“教育即生活”和“學校即社會”。
杜威演講之後，胡適作了題爲《娘子關外的新潮流》的演講。除了介紹娘子關外的思想文化新潮流外，還對當時山西的落後黑暗情形進行批評。山西大學的學生聽了演講非常興奮，紛紛向胡適要求轉學北大。胡適回到北大後經過商談，北大允許山西大學預科畢業生免試入北大本科，於是山西大學學生紛紛轉學北大。這一方案執行了兩年。
1919年12月1號，在《新青年》第7卷第1號，被譽爲新文化運動期間，胡適所發表的“最重要、最具有影響力”的檄文，《新思潮的意義》與讀者見面了。
引人注目的是，在同一號上，發表了新青年同仁共同主張的《本志宣言》。
爲什麼發表這樣一個共同宣言呢？
宣言明白交代它的來歷說：“本志具體的主張，從來未曾完全發表。社員各人持論，也往往不能盡同，讀書諸君或不免懷疑，社會上頗因此發生誤會。現當第七捲開始，敢將意見全體社員的公同，明白宣佈。就是後來加入的社員，也公同擔負此次宣言的責任。但“讀者言論”一欄，乃爲容納社外異議而設，不在此例。”
《本志宣言》接下來的文字，當屬“全體社員”的共同主張：“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
“我們相信世界各國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因襲的舊觀念中，有許多阻礙進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們想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
“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僞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
爲什麼發表這樣一個共同宣言呢？
1919年的五四運動在全國範圍造成了空前的政治高漲，大家都把《新青年》看成是這一運動的總司令部。
但是這個總司令部的主要成員，有人很激進，有人很平和，有人甚至不時地使用謾罵式的語言，對此，很多關心這個總司令部的人，用不同方式表示了不滿。
比如，當時尚在海外留學的張奚若寫信給胡適說：“吾非謂《新青年》登報中的人說話毫無道理，不過有道理與無道理參半，因爲他們說話好持一種挑戰的態度，謾罵更無論了。”
但是，更讓一些人不滿的是這個總司令部同仁的分歧，諸如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辯論。必須指出：這個時期，是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空前開放的時期，正是人們所謂“王綱解紐”的時代。思想活躍，各抒己見，本來是非常好的事情。但久處封閉半封閉狀態下的中國人，尤其是讀書人，對於忽然展現在眼前的五光十色的各種思想學說應接不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有些人看來，總司令部裏發出不同聲音，使他們無所措手足。
陳獨秀1919年6月被捕，9月出獄。這期間《新青年》處於停頓狀態。陳獨秀出獄後，經《新青年》同仁商量，改變1918年以來輪流編輯的做法，重新交給陳獨秀一人主編。陳獨秀力主主發表一個共同宣言，應該是出於重整旗鼓、統一思想、團結戰鬥的考慮。
當然，在對統一思想的本身，《新青年》同仁們認識上也並不統一，錢玄同就提出，若讓“外界覺得《新青年》是主張統一思想的，那是很丟人的”。因爲他們這些“提倡新文化的人，本來就是反對思想定於一尊的”，是提倡獨立思想的。
然而，《新青年》同仁們對統一思想盡管有異議，共同宣言既然能夠發表，說明大家還是做到了求同存異的。
胡適的《新思潮的意義》既然沒發表在“讀者言論”一欄，也就是說，該文的主要思想，是被《新青年》同仁認可的。
細讀全文，就是將其視爲總司令部對前段新文運動的總結，和對下一步運動的部署，也一點也不爲過。
胡適的《新思潮的意義》開宗明義：“近來報紙上發表過幾篇解釋“新思潮”的文章。我讀了這幾篇文章，覺得他們所舉出的新思潮的性質，或太瑣碎，或太籠統，不能算作新思潮運動的真確解釋，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將來趨勢。即如包世傑先生的“新思潮是什麼”一篇長文，列舉新思潮的內容，何嘗不詳細？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們明白那種種新思潮的共同意義是什麼。比較最簡單的解釋要算我的朋友陳獨秀先生所舉出的新青年兩大罪案，——其實就是新思潮的兩大罪案，——一是擁護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義），一是擁護賽因斯先生（科學）。
“陳先生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這話雖然狠簡明，但是還嫌太籠統了一點。假使有人問：‘何以要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便不能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呢？’答案自然是：‘因爲國粹和舊文學是同德賽兩位先生反對的。’又問：‘何以凡同德兩位先生反對的東西都該反對呢？’這個問題可就不是幾句籠統簡單的話所能回答的了。”
那何爲新思潮呢？胡適認爲：“據我個人的觀察，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評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仔細說來，評判的態度含有幾種特別的要求：
“（1）對於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2）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嗎？’（3）對於社會上湖塗公認的行爲與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難道沒有別樣做法比這個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嗎？’
“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ofallValues）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從前的人說婦女的腳越小越美。現在我們不但不認小腳爲“美”，簡直說這是“慘無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鴉片煙敬客。現在鴉片煙變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爲是洪水猛獸一般的維新黨。現在康有爲變成老古董了。康有爲並不曾變換，估價的人變了，故他的價值也跟着變了。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我以爲現在所謂“新思潮”，無論怎樣不一致，根本上同有這公共的一點：——評判的態度。孔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價值。文學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文學的價值。貞操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貞操的道德在現代社會的價值。舊戲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戲在今日文學上的價值。禮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綱常禮教在今日還有什麼價值。女子的問題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會上的價值。政府與無政府的討論，財產私有與公有的討論，也只是要重新估定政府與財產等等制度在今日社會的價值。……我也不必往下數了，這些例狠夠證明：這種評判的態度是新思潮運動的共同精神。”
在這裏，胡適“評判的態度”也好，“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也罷，都是在鼓勵獨立思考，反對盲從和迷信。要避免盲從和迷信，要能夠獨立思考，就要養成一種健全的懷疑態度，就是要對既有的祖輩相傳的習俗、制度等等，重新評判他的意義與價值，要拷問它在今日的社會現實中是否仍具有積極意義，對最大多數的人羣，是否還有積極意義，然後再決定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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