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自由的宣言》開篇便說：“我們本來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但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自辛亥革命直到現在，已經有九個年頭。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經驗了種種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變遷，這黨把那黨趕掉，然全國不自由的痛苦仍同從前一樣。政治逼迫我們到這樣無路可走的時候，我們便不得不起一種徹底覺悟，認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發動，斷不會有真共和實現。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發動，不得不先有養成國人自由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的空氣。
“我們相信人類自由的歷史，沒有一國不是人民費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換來的。沒有肯爲自由而戰的人民，絕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出現。這幾年軍閥政黨膽敢這樣橫行，便是國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的表現。我們現在認定，有幾種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會生存的命脈，故把他提出，讓我全國同胞起來力爭。”
宣言中特別重申，下列四種自由，不得在憲法外更設立限定的法律：“1言論自由；2出版自由；3集會結社自由；4書信祕密自由”。另外還提出，應即實行《人身保護法》，保障人民身體的自由，行政機關和警察機關不經法庭審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懲罰每一個公民；組織選舉監督團，杜絕選舉中的舞弊現象。
9月11日，北大開學典禮，胡適作《提高與普及》的演講。他在講演中對作爲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大，最近幾年的學術成就很不滿意。胡適說：“現在所謂新文化運動，實在說得痛快一點，就是新名詞運動”。“拿着幾個半生不熟的名詞互相傳遞，這叫做普及”，他不希望北大的學生參與這種“普及”。而“提高”則是沒有文化要創造文化，沒有學術要創造學術，沒有思想要創造思想。希望北大人同心協力去幹，因爲只有提高才能普及。他希望北大人從淺薄的“傳播”事業，回到一種“提高”的研究功夫。他指出：“我們若想替中國造新文化，非從求高等學問入手不可。”胡適的這個演講，是其《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思想的發展和延續。
這個新學年，胡適主要講授“中國哲學史大綱”、“近年思潮”和“英文學”三門課程。
10月，胡適被推舉爲北京大學預算委員會和聘任委員會委員、出版委員會委員長。
這一天，胡適的好朋友，時任地質調查所所長的丁文江找到胡適，告訴他北大地質系的幾個畢業生到地質調查所找工作，丁文江讓他們每人辨認十種岩石，結果沒有一個人及格。於是胡適和丁文江拿着成績單去找蔡元培。蔡校長虛心聽取了丁文江關於整頓地質系的方案，決定聘請李四光爲地質系教授，並與地質調查所聯合聘請美國古生物學家葛利普。
丁文江（1887年4月13日—1936年1月5日），江蘇泰興人，地質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地質事業奠基人。
1911年丁文江從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畢業回國後在滇、黔等省調查地質礦產，之後在上海南洋中學講授生理學、英語、化學等課程。1913年擔任工商部礦政司地質科科長，之後創辦農商部地質研究所，並任所長，1914年辭去所長職務。1916年組建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擔任所長。1921年辭去地質調查所所長職務後，兼。1923年當選中國地質學會第二屆會長。1929年春兼任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1931年擔任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1936年1月5日，在湖南譚家山煤礦考察時因煤氣中毒身亡。
《新青年》與陳獨秀的關係遠比與北京大學同人的關係要深的多。無論何時，陳獨秀都是《新青年》的唯一負責人，北京大學同人介入的程度往往視陳獨秀的意願而定。雜誌出版地隨陳獨秀工作地點的變化而變化，也隨陳獨秀個人命運的變化而變化。陳獨秀到哪裏工作，《新青年》編輯部就搬到哪裏。陳獨秀到哪裏任職，《新青年》就成爲哪個任職機構的重要刊物。例如他到北京大學任教，《新青年》就成爲了北京大學的同人刊物。他出任中國.共.產.黨負責人，《新青年》就成爲了中.共.中.央的宣傳刊物。1927年陳獨秀被撤去黨的總.書.記職務，《新青年》也就徹底停刊了。
早在1919年9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上發表《談政治》，公開表明他與胡適等北京編輯同人的不同主張。《新青年》還從第八捲開始設立“俄羅斯研究”專欄，成爲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主要窗口。
1919年12月16日，陳獨秀離滬赴粵，出任陳炯明在廣東新設的大學委員。當晚他寫信給胡適、高一涵，說：“《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爲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內容，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爲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
1920年4月26日陳獨秀致信李大釗、胡適等12人。在通報第7卷第6號稿件已齊的同時，與大家討論《新青年》今後該如何辦：“（1）是否接續出版。（2）如續出，對發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滿期，有無應與交涉的事？（3）編輯人問題：（一）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二）由在京一人擔任，（三）由弟在滬擔任。”陳獨秀所以發這樣一封信，一個重要的原因應該是經費遇到了困難。
胡適將陳獨秀的這封信給北京的同人傳閱，集合大家的意見，提出三個辦法：(1)“聽《新青年》流爲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誌”。(2)將《新青年》編輯部自第九卷第一號遷回北京，北京同人在第九卷第一號上發表新的宣言，注意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聲明不談政治。(3)暫時停辦。胡適認爲前兩種方法可行，並說得到高一涵、李大釗、陶孟和、錢玄同等人的贊成。
1921年1月22日，胡適給李大釗、魯迅、錢玄同、陶孟和、張慰慈、周作人、王星拱、高一涵八人寫信，說明因爲陳獨秀對胡適提出宣言不談政治和另辦學術文藝雜誌很生氣，決定對之前的兩條提議進行調整，只提出“移回北京編輯”，希望北京同人進行表決。從表決結果看，多數人贊成“移回北京”。但是這一主張遭到陳獨秀和陳望道等人的反對，《新青年》逐漸從同人刊向黨刊轉變，《新青年》編輯同人也逐漸分道揚鑣。
3月，北京各高校教師因索薪罷課，胡適利用此空閒寫成《〈紅樓夢〉考證》初稿。初稿寫成後，胡適送給對文獻非常熟悉的顧頡剛，請他校讀並幫助查找新的資料。不久顧頡剛的朋友俞平伯也加入對《紅樓夢》的研討。經查閱新的資料，並與顧頡剛和俞平伯書信討論，胡適於是年11月12日完成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