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時，他問一箇中國人對日本佔領“滿洲”的看法，後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滿洲人的事兒。”
他有一天從清華大學回到住處，看到一個行人被馬車撞翻在街道上，受傷很重，但行人卻不予理睬，最後還是一羣外國人把傷者送到醫院。這件事使杜威覺得中國人的冷漠是否屬於一個民族心理習慣的問題，後來他判定問題在於中國人的保守，在於他們對自然、對土地的依賴超出了對國家的關心。
1919年8月他和胡適等人到山西，在《學問的新問題》的講演中說：人們必須要把握時代的變化，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時宜的傳統文化，看清文明的真義。爲了使中國人更好地認識到自己的保守習慣，使新文化運動履行自己的使命，杜威還分析了中國保守主義的思想根源。他在《中國人的生活哲學》一文指出，保守是促使中國國力羸弱的主要原因。而其緣起，則要追溯到老子與孔子哲學。他對孔子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抱溫和的態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他接近於道家的處世哲學。
1919年10月19日晚，教育部、北京大學、尚志學會、新學會等在中山公園今雨軒爲杜威舉行六十歲晚餐會。
由於這年杜威的生日恰與中國農曆所記孔子紀念日在同一天，蔡元培代表北京大學所做的祝詞中稱：“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與孔子同一生日……博士的哲學，用19世紀的科學作根據，用孔德的實證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詹美士的實用主義遞演而成的，我們敢認爲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他還說：“我覺得孔子的理想與杜威的學說很有相同的點。這就是東西文明要媒合的證據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領得西洋科學的精神，然後用它來整理中國的舊學說，才能發生一種新義。”並將兩人的思想作了比較，在列舉二人因材施教等相同之處的同時也指出相異道：“孔子尊王，杜威博士提倡平民主義；孔子說女難養，杜威說男女平權；孔子述而不作，杜威倡導創造。”
一年之後，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學舉行典禮授予杜威名譽博士學位，蔡元培稱杜威爲“西方的孔子”，杜威本人對此沒有反感，反而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威認真地體驗古老中國的習俗，由衷敬佩中國民衆創建共和的巨大熱情，並在《新共和》與《亞細亞》兩本雜誌上發表幾十篇文章，內容主要爲向西方介紹中國，並在某種程度上有爲中國辯護的意味。
1920年，杜威寫了《中國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揚“新文化運動爲中國未來的希望打下了最爲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則試圖讓中國人相信，只要改變傳統的思維方式，那麼政治、經濟、軍事、技術等的改革也將隨之水到渠成。
杜威所倡導的用科學的實驗方法去推進社會變革是實現民主的基礎。他認爲：“從理論上說，民主方法就是通過公開討論來進行說服……用討論的方法替代壓制的方法的意志表現。”因此他反對暴力革命，理由是暴力的手段只能帶來暴力的結果。
在這點上，1920年由蘇聯到中國北京大學做客座教授兩年的羅素與杜威有相同判斷。他感受到中國人有非常普遍的痛苦與仇恨，根本原因在於外寇入侵和貧富差距太大，他在後來的《遠東問題》中預言：“中國人會在很短時間內放棄一切傳統價值走向極端暴力式的革命，中國會因爲極端暴力式的革命而衍生非常暴烈文化。”再經過一段時間後，“中國人會認識到暴力不能給他們帶來幸福與和平，中國人會在經過一段時間後重新將儒家思想和西方文明結合，創造人類歷史上另一次很偉大的文明。”
杜威曾與羅素在湖南督軍譚延闓家共進晚餐，在湖南工會發表演說時他說，希望中國的僱主和勞工之雙方進步與進化，不蹈階級戰爭之覆轍。資本家對於勞工，互相提攜，以增進其幸福。杜威重視藍領階級利益和教養，但他不鼓動藍領階級去掀翻整個舊世界。他認爲平民主義政治的兩大條件是：一個社會的利益須由這個社會的所有成員共同享受；個人與個人、團體與團體之間，須有圓滿的自由的交互影響。
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行離開北京赴山東訪問。7月18—23日在濟南講演後，7月25日—8月1日遊泰山、謁孔廟、遊覽青島，於1921年8月2日偕夫人和女兒一起離開青島取道日本回國。離開中國前謁孔廟，也許是接待方的安排，但至少說明杜威是同意的。
有人說，上述事實表明，如果當時中國五四運動的衆多發起者存有杜威那樣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新文化運動將朝着理性、溫和的方向發展，五四運動根本就不可能發生，也不會有後來非基督教運動中的暴力事件發生。而現實中的衆多中國人就如杜威所言，他們在“沮喪中變得極度悲觀和痛苦”，從而引發了改變新文化運動方向的五四運動。
回首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產生的影響，它對教育的影響延續得最爲穩定，這些影響中包含了杜威所發揮的作用。
杜威主張用科學和實驗的方法解決社會和人生的問題。他認爲“實驗的方法，是保障世間人類幸福的唯一的保障。”“使人生的行爲，受知識支配，不要做無意識的盲從”。跟盧梭與馬克思一樣，杜威認爲一切基於信仰的絕對真理都應該受到質疑。這點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改變，也引發人們的諸多爭議，因爲依靠科學實驗產生的理性來了，就意味着上帝死了。18-19世紀科學的巨大成功使科學和理性成爲許多人的宗教。唯物論和理性崇拜是一大批優秀科學家、思想家的共同特點，並非僅僅杜威少數人。
在教育上，杜威主張公共教育是政府的責任，要確保機會平等；教育的目的有個人組成的社會決定，讓學生成爲主動、活潑、獨立、有創造力和判斷力的人；在共同生活中養成協作和服務的精神與能力，做一個能與他人合作並參與共同治理社會的人。杜威認爲：“中國的保守主義既非本土的，也非自然出現的，它主要是一個呆板的死記硬背的教育體制的產物，這種教育植根於用一種僵死的語言作爲教學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