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國學季刊》，是北大國學門的一大舉措，該刊問世後刊登了多篇經典之作，而尤以胡適執筆撰寫的《發刊宣言》影響最着。
胡適在《宣言》中首先對明末迄於民初三百年中古學研究的歷史給以檢討，首先肯定了三百年來整理古書、發現古書、發現古物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
同時指出其缺點：（一）研究的範圍太窄；（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缺乏參考比較的資料。
而後提出研究古學應該注意的問題。也有三個方面，一是擴大研究範圍，二是注意系統的整理，三是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特別對如何系統整理的問題作了詳盡闡釋。
最後以三個方向的期待作爲治國學的互勉條件：“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胡適晚年的時候，回憶起這篇《〈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時說，這是一篇“主張以新的原則和方法來研究國學的宣言”，是“新國學的研究大綱”。
2月4日，胡適根據新獲得的材料對以前所作的《西遊記序》進行了修改和補充，完成了《〈西遊記〉考證》一文。
3月4日，胡適應清華學校四位即將出國留學青年之請，擬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胡適在序言中說：這個書目是我答應清華學校胡君敦元等四個人擬的。他們都是將要往外國留學的少年。很想在短時期中得着國故學的常識。所以我擬這個書目的時候，並不爲國學有根柢的人設想，只爲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這是我要聲明的第一點。
“這雖是一個節目，卻也是一個法門。這個法門可以叫做“歷史的國學研究法”，這四五年來，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詢問“治國學有何門徑”的信……
“對初學人說法，須先引起他的真興趣，他然後肯下死工夫。在這個沒有門徑的時候，我曾想出一個下手方法來：就是用歷史的線索做我們的天然系統，用這個天然繼續演進的順序做我們治國學的歷程。這個書目便是依着這個觀念做的。這個書目的順序便是下手的法門。這是我要聲明的第二點。”
4月初，胡適開始作英文的《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一文，認爲“此題甚不易作，因斷代不易也”。胡適認爲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自宋代起，王學之興是第二期，清學之興是第三期，文化運動是第四期。
在此期間，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又稱“人生觀論戰”。
1923年2月14日，張君勱在清華大學作了題爲“人生觀”的演講，對科學主義的思想傾向提出批評。這篇演講詞隨之發表於《清華週刊》第272期。
張君勱（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原名嘉森，字士林，號立齋，別署“世界室主人”，筆名君房，上海市寶山區人，政治家、哲學家，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曾留學日本、德國，學習政治經濟與哲學。回國後，推崇唯心主義哲學，被稱爲“玄學鬼”。
張君勱開宗明義指出，科學與人生觀是根本不同的：“科學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則，而此原理原則，皆有證據”；然而“同爲人生，因彼此觀察點不同，而意見各異，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統一者，莫若人生觀。”他接着將科學與人生觀加以比較，列舉了以下五點區別：
第一，科學爲客觀的，人生觀爲主觀的。第二，科學爲論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觀則起於直覺。第三，科學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觀則爲綜合的。第四，科學爲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觀則爲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學起於對象之相同現象，而人生觀起於人格之單一性。
他還專門提出四大方面“有關人生觀之問題”。其中第一點是關於“精神與物質”。他認爲，科學是關乎物質的，而人生觀是關乎精神的。他對中、西文明進行了對比，認爲中國的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是“物質文明”：“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心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爲精神文明。三百年來之歐洲，側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結果爲物質文明。”而西洋的“物質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觀到底不足以解決人生觀問題，所以導致了“一戰”的災難；唯有中國的“精神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觀才能解決人生問題。
結論是：“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爲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蓋人生觀，既無客觀標準，故惟有返求之於己。”
4月，丁文江在《努力週刊》上發表《玄學與科學》一文，他把張君勱的人生觀哲學斥爲“玄學”，稱張君勱“玄學鬼附身”，並從以下八個方面駁斥了張君勱的“人生觀”哲學：
（1）“人生觀能否同科學分家？”（2）“科學的智識論”，（3）“張君勱的人生觀與科學”丁文江從五個方面指出：張君勱的“人生觀”“決逃不出科學的範圍”。”（4）“科學與玄學戰爭的歷史”丁文江簡述了科學從哲學中分離和獨立出來的歷史。（5）“中外合璧式的玄學及其流毒”丁文江指出：“張君勱的人生觀，一部分是從玄學大家柏格森化出來的”；“西洋的玄學鬼到了中國，又聯合了陸象山、王陽明、陳白沙高談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靈，一齊鑽進了張君勱的‘我’裏面。（6）“對於科學的誤解”丁文江在這裏列舉出人們對科學的三種誤解：“（7）丁文江不承認“歐洲文化破產”之說，認爲：“我所不得不說的是歐洲文化縱然是破產(並無此事)，科學絕對不負這種責任，因爲破產的大原因是國際戰爭”；“對於戰爭最應該負責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這兩種人多數仍然是不科學的”；“歐美的工業雖然是利用科學的發明，他們的政治社會卻絕對的缺乏科學精神。”（8）“中國的‘精神文明’”丁文江不同意張君勱所採取的“西方爲物質文明，中國爲精神文明”這種當時比較流行的說法，指出：“至於東西洋的文化，也決不是所謂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這樣籠統的名詞所能概括的。”
最後，丁文江引用了胡適的一句話來作“結論”：“我們觀察我們這個時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認人類最大的責任與需要是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
丁文江的文章發表以後，張君勱又撰長文《再論人生觀與科學並答丁在君》，發表於北京《晨報副刊》，予以反擊。
就在丁、張激戰的時候，思想界的一員宿將梁啓超出場了。5月5日，他寫了一篇《關於玄學科學論戰之“戰時國際公法”——暫時局外中立人梁啓超宣言》。這篇“宣言”提出兩點特別值得注意的問題：其一，“這個問題（即“人生觀”問題）是宇宙間最大的問題。”其二，“這種論戰是我國未曾有過的論戰”；“替我們學界開一新紀元”。這充分表現出梁啓超的敏銳。
科學派繼丁文江之後第一個出場的，則是胡適。5月11日，胡適在上海寫成《孫行者與張君勱》，發表於《努力週報》。他把張君勱比做孫悟空，而把“賽先生（科學）和羅輯先生（邏輯）”比做如來佛；認爲玄學縱有天大的本領，也跳不出科學的掌心。
當年的11月，胡適作《科學與人生觀》序，作爲對“科玄論戰”的總結。
他後來總結科玄論戰的時候說：“中國此時還不曾享着科學的賜福，更談不到科學帶來的‘災難’，中國人的人生觀還不曾和科學行見面禮呢。我們當這個時候，正苦科學的提倡不夠，正苦科學的教育不發達，正苦科學的勢力還不能掃除那瀰漫全國的烏煙瘴氣。不料，還有名流學者出來高唱“歐洲科學破產”的喊聲，出來把歐洲文化破產的罪名歸到科學身上，出來菲薄科學。歷數科學家的人生觀的罪狀，不要科學在人生觀上發生影響。信仰科學的人看了這種現狀，能不發愁嗎？能不大聲疾呼出來替科學辯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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