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胡適還是與江冬秀最終廝守了一生。“胡適的小腳伕人”也因此而列入民國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在胡適的勸解下，曹誠英墮了胎，後在胡適的幫助下她去了美國留學，入讀胡適當年讀過的康奈爾大學農學院。
這之後，胡適寫過很多若隱若現的愛情詩，說明他對曹誠英並未忘情。而曹誠英後來曾經有過兩次戀愛，但都未成功。
曹誠英離世前，曾立下遺囑，表示她死後要葬到老家績西旺川村的路口。之所以如此，是因爲那條路，正是胡適回老屋的必經之路。
也許，生前已無音訊，死後她還希望能有機會再看胡適一眼吧！足見其用情之深。
胡適回北京後身體沒有完全恢復，加上女兒素斐病重，兩次病危，繼侄兒胡思永之後，另一個侄兒胡思聰也不幸天折。胡思永去世時只有二十歲，胡適與這兩個侄兒感情很深，他們的早逝對胡適的打擊很大。
再加上對曹誠英的歉疚，以及愛又不能愛，忘又不能忘的折磨，1924年是胡適心情很糟的一年，當年的日記只記到1月27日。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年譜》中說：“今年真是糊里糊塗地過去了。教了一學期的書，此外什麼事情也沒有做。”
泰戈爾應北京大學之邀來華講學並訪問。1924年4月12日他抵達上海，23日乘火車抵達北京前門車站，梁啓超、蔡元培、胡適、梁漱溟、辜鴻銘等前往車站迎接，遂下榻北京飯店。
5月1日晚，泰戈爾爲清華師生做了演講，地點在大禮堂，徐志摩擔任翻譯。泰戈爾憑自己敏捷的才思、真摯的情感，讓清華師生大飽耳福。他表示自己到中國“如歸故鄉，至爲愉快……華人審美之觀念極深，雖極微細之物，均含有美術，是以多處均感其美。”
首次演講，泰戈爾並沒有準備，一氣呵成、詩意盎然，帶給人強大的精神觸動。他在演講中歌頌美與純真，呼籲清華同學要知道自己肩負的責任：“人類的文明正等着一個偉大的圓滿，等着她的靈魂的純美的表現。這是你們的責任，你們應得在這個方向裏盡你們的貢獻。”
5月3日晚，清華學校學生會召開全體學生大會，歡迎泰戈爾。當泰戈爾步入大禮堂時,全體同學起立致敬。落座後，首先由學生會幹事部主.席致開會辭。接着，同學們唱校歌。會上，同學們還表演啞劇、國樂、崑曲等節目。泰戈爾對國樂表現出濃厚興趣，一曲完畢後，意猶未盡，又請同學們加奏了一曲。
此後的幾天時間，泰戈爾多次接受了同學們的採訪。同學們不但領略了泰戈爾的詩人和哲人的風采，還就很多社會、人生問題，與泰戈爾進行了交流。
在京期間，泰戈爾曾到法源寺觀賞丁香，到小湯山感受湯泉沐浴，到故宮遊覽，在史家衚衕拜會各界名流，在開明戲院看梅蘭芳的京劇《洛神》。
泰戈爾回國後，於1925年將在華演講結集出版，名爲《在中國的談話》。其中第三部分“與學生的談話”，主要是他在清華學校的講演，反映出詩人對美麗的清華園、對熱情好客的清華師生深刻的印象。
泰戈爾在華期間，胡適與其常有接觸。
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印度詩人、文學家、社會活動家、哲學家，印度偉大的愛國者。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飛鳥集》《眼中沙》《四個人》《家庭與世界》《園丁集》《新月集》《最後的詩篇》《戈拉》《文明的危機》等。
7月，胡適在大連演講四次。8月，胡適與丁文江夫婦在北戴河避暑，他覺得“這一個月要算是近年最快活的日子”。這一年中，胡適主要的着作有《戴東原的哲學》、《費經虞與費密》等，而計劃作的《禪宗史稿》、《清代思想史》等着作都沒有完成。
這一年的2月8日，胡適作《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一文，對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觀點非常讚賞，認爲這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
是年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曹錕下野。11月5日，馮玉祥的軍隊逐溥儀出宮。胡適當晚給外交總長王正廷寫信，說“我是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此外，胡適希望新組建的政府保證清室安全，保護清宮文物。胡適的這封信被報紙刊載後，引起周作人、錢玄同等朋友的不同意見的討論。
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在各方推動下，全國召開國民會議的呼聲很高，作爲應對，北洋段祺瑞政府在年底公佈了《善後會議條例》，籌備召開善後會議，胡適也在被邀請之列。
雖然胡適的很多朋友都反對他參加善後會議，但他還是接受邀請並參加了。胡適的理由是：自己的主張與此稍接近，不願意學時髦人談國民會議，看不過一般人的輕薄論調。但是，胡適很快對善後會議感到失望，於第二年的3月4日辭去了“善後委員”一職。
胡適此次反對驅逐溥儀和參加善後會議，讓當時的國人覺得當年的新文化運動領袖似乎有些落伍了，他爲此遭到了很多非議。
1925年對胡適來說又是個很不如意的一年，政治上的主張遭到很多人的抨擊，學術上除了完成《戴東原的哲學》長文和三篇古典小說的序外，其他成就也很少，一個更大的打擊是，他特別喜愛的女兒素斐不幸天折。
五卅慘案”爆發後，胡適與羅文幹、丁文江、顏任光發表了三千多字的英文電報抗議英國軍警暴行。
1925年9月25日，心灰意冷的胡適到達武漢。29日，在武昌大學作《新文學運動之意義》的演講。11月11日，胡適給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蔣夢麟寫信，提出辭去教職，專心着述，但未獲准許。
胡適一直對英國退回賠款支持中國教育之事很關注，並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和意見。1925年3月，胡適與丁文江、王景春一同被聘爲“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委員。1926年，胡適的主要時間都用在此事上。3月，胡適參加了“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的“中國訪問團”活動，到上海、漢口、南京、杭州、天津、北京等地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