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點小說 > 民國風雲人物演義 >第554章 出任中國公學校長
    1927年的8月,胡適還被應聘爲私立光華大學教授。但是課程並不重,如他給友人的信中說:“我現在教六點鐘書,維持生活費,餘力則編書。”

    對胡適來說,在上海的日子總的說來是較爲輕鬆的,除了教授很少的課程外,主要從事研究著述。除了在原來《國語文學史》講義的基礎上改寫《白話文學史》外,還寫了幾篇關於禪宗和《紅樓夢》的文章,爲亞東圖書館標點本《官場現形記》作序,在上海同文書院作《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的演講,後整理成文。《新月》月刊創刊,此後胡適在《新月》上發表了不少文字。

    1928年4月,胡適還帶兒子祖望與朋友沈崑三、高夢旦等到廬山遊玩一週,回到上海後寫有《廬山遊記》一文。

    但是,這種輕鬆自在的日子很快被打破了。

    1928年春天,胡適的母校中國公學爆發學.潮,學校董事會先後推舉于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長,都被學生拒絕。理由是“於、蔡二人道德學問雖好,可惜兼職太多,恐不能專心辦學”。

    無奈之下,關心公學命運的王雲五、朱經農等人找到胡適,請他出山,以解危難。

    在朋友勸說下,胡適勉強答應維持兩個月,到本學期結束後就辭職。答應後,很快又有點後悔。

    他在1928年4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天套上一件鐐銬,答應了去做中國公學的校長。近來中國公學有風潮,校長何魯不能回去,校董會中一班舊同學但怒剛、朱經農、丁觳音、劉南陔諸君,與雲五等都來逼我。今天雲五邀我喫飯,與怒剛諸人勸我,我一時高興,遂允爲維持兩個月。此事殊不智,事後思之甚懊悔。”

    作爲中國公學的校友和校董,看到母校危機,雖不是很情願,但還是勉爲其難。

    4月30日,胡適到中國公學正式就任校長之職,與他一同上任的還有新任總務長但懋辛、祕書長丁觳音。

    中國公學全體師生召開大會歡迎胡適。

    大會由中國公學第一任總教習馬君武主持,他在致詞中說:“一九○六年胡先生考進中公時,我就認定已替中公取了一位好學生;不但成績好,品行好,風采也很好。果然,二十年後的今天,這位當年的好學生已經成爲國際著名的學者了。現在由他回到母校來做校長,是我們中國公學最光榮的事,也是我感到生平最高興的事。”

    胡適也發表了就職致辭,他回顧了中國公學創辦的歷史,並特別發揮中國公學“公”字的意義,以此作爲品格教育的最高目標。

    就職典禮後,胡適仔細考察了中國公學的情況。看到的情況實在是困難重重,此時已經沒有退堂鼓可打,胡適越發感到了自己肩上責任的重大。

    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與但怒剛同到中國公學。雖然受了很熱烈的歡迎,但我細看校中情況,很難有辦法。最難的是經濟方面,熊、但諸君雖任此事,然他們都不是很有手腕的財政家,況在這各方面都窮困的時期呢?”

    5月3日,胡適到中國公學辦公,發現學校連一本校規都沒有,於是決定從組織和法律方面入手,整頓學校。

    5月5日,胡適到校召集校務會議,通過了三個議案:(1)校務會議組織大綱;(2)教務會議組織大綱;(3)學校章程起草委員會。

    此外,由於之前中國公學校董名額隨時增加,沒有定額,導致分散在各省的校董總計不下百人,胡適認爲這樣的後果是“召集既甚困難,組織又不合現行制度”。因此改組校董會也成爲當務之急。

    在胡適的建議下,中國公學校董會於6月10日在上海開會。會議根據大學院頒佈的私立學校校董會規程,通過了校董會章程,決定校董名額爲15人,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的校董。接着由校董會投票選舉蔡元培、于右任、熊克武、胡適、楊銓、王雲五、但懋辛、馬君武、丁觳音等15人爲新校董。校董會還通過了中國公學組織大綱13條。

    胡適當初答應接任中國公學校長,主要是爲了解決中國公學的風潮,原定任期只維持兩個月。因此,會議當天胡適向校董會提出辭職,但未能獲准。中國公學的組織大綱中有設副校長的規定,就是爲胡適繼續擔任校長準備的。

    當天的會議通過決議,聘請高踐四或楊亮功爲副校長。高踐四,早年留學康奈爾大學,歸國後曾任中國公學教授。楊亮功,安徽巢縣人,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後留學美國,先後獲斯坦福大學教育碩士,紐約大學教育學院哲學博士學位。

    6月17日,胡適與楊亮功商談,勸他做中國公學的副校長,楊亮功最後答應了。

    這一年的暑假,楊亮功到校任事。有了楊亮功替胡適管理日常校務,胡適可以集中精力想大事,辦大事,管他這個校長該管的事。他也不必每天都到校了。

    6月25日,胡適到中國公學參加校長就職典禮。

    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說:“套上這一箍,不知何日能解下。我所以不忍丟就走的緣故有三:(1)熊錦帆、但怒剛、丁觳音諸同學真熱心辦此事,我不忍丟了他們就走;(2)這個學堂當初確然於我個人的發展曾有大影響;我若不進中公,後來發展的方向當不同;(3)此時我行就職禮,可以表示一種態度,表示我不想北去。”

    最後一點是指胡適反對李石曾擔任北大校長,有人懷疑胡適自己有北上擔任北大校長的打算。

    9月12日,中國公學開學,胡適本想辭去一切課程,專心管理學校和從事研究,但中國公學的學生都希望能夠親炙胡適教誨,親眼目睹胡適講課的風采,胡適於是選了一門別的教授不願教的課——中國文化史。這門課對胡適來說也很陌生,只好從頭學起,認真備課,現“蒸”現“賣”。

    中國公學經費異常困窘,瀕於破產的境地,卻貪大求全,設有文、商、法、理工4院17學系,而學生僅三百餘人。

    胡適從1928年暑假開始調整學校的院系設置,最終改爲文理學院、商學院、社會科學院等三個學院六個系。此舉一方面便於課程的安排和學生的全面培養,另外,有助於節省經費,減輕學校經濟上的壓力。

    在教師的選聘上,胡適繼承了蔡元培“兼容幷包”的作風,遵循“不分派別,不限資格”的原則,將學術水平和能力作爲標準,堅持不拘一格選聘優秀教師。例如沈從文只有小學文憑,胡適也大膽聘用他爲大學老師,誠如沈從文所說,“這是胡適校長給予我的難得的機會,是一種很大膽的嘗試”。

    爲了提高教學質量,胡適先後請來一大批著名的學者前來任教,其中有人們熟悉的高一涵、張慰慈、楊亮功、羅隆基、梁實秋、鄭振鐸、陸侃如、馮沅君、全增嘏、葉公超、饒孟侃、黃白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