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從小喜歡記古人嘉言懿行的文字。兒時讀朱熹的《小學》，那裏面記載的幾個可愛人物，如汲黯、陶淵明等，使他數十年而不忘，這使他從中悟出了傳記文學有的價值。
青年時代，在中國公學讀書的胡適，便開始創作傳記文章，《競業旬報》上曾發表過他最早寫的《中國第一偉人楊斯盛傳》和《中國愛國女傑王昭君傳》。留美時寫過《康南爾君傳》。回國以後，更寫了不少今人古人的傳記和年譜。
胡適之所以重視傳記文學，首要的應該是着眼傳記文學感化教育功能。他常常慨嘆中國傳記文學太不發達，也是基於這種認識。他曾分析過我國教育培養人才方面的六種缺陷，其中的一項便是傳記文學太貧乏了，雖偶有偉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風範皆不能成爲多數人的讀物。
他對比西洋教育的長處，也是六種，其中的一項便正是“傳記文學特別發達”，而且多能寫生傳神，又纖細詳盡，能夠成爲後人學習效法的榜樣。
每個人的成長和生活經歷都不會是孤立的，都會伴隨着他的成長和生活的環境，寫個人自傳不可避免要寫他所經歷的社會環境，這也就把真實的歷史留下。
因此，胡適下決心大力提倡傳記文學，他多次勸過一些朋友（例如林長民、梁啓超、蔡元培等等）做自傳，但都沒有見到效果。或許他寫《四十自述》，也是爲了率先垂範身體力行。
因爲，在談到他自己的《四十自述時，??他說過：“我們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爲的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
他原計劃把四十年的生活劃爲三段（留學之前??1891-1910，留學期間??1910-1917，歸國之後??1917-1931），但總有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使得這個計劃推遲，而最終因爲出國而中斷了傳記的書寫。《四十自述》僅用六篇文章記敘了第一段的生活，僅用了一篇“附錄”附上了“文學革命的開始”。
傳記的最重要條件是紀實傳真，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卻最缺乏說老實話的習慣。對於政治有忌諱，對於時人有忌諱，對於死者本人也有忌諱。聖人作史，尚且有什麼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的謬例，何況普通的人們呢！故幾千年的傳記文章，不是失於諛頌，便是失於詆誣，同爲忌諱，也就不能紀實傳真。
鑑於此，胡適有針對性的提出了傳記文學“紀實傳真”的原則與要求。他認爲，真實性是傳記文學最重要的條件，一定要說老實話，既不可諛頌，亦絕不應詆誣，而要能寫出傳主的“實在身份，實在神情，實在口吻”。
對於近代中國的一些重要歷史人物，胡適認爲都應該寫傳記，而且應該有寫生傳神的大手筆來記載他們的生平，用繡花針的細密工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
在他看來，所謂“寫生傳神的手筆”，“細密的考證工夫”，“遠大的識見”，這三項加上說老實話，不諛不誣，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謂良史的“才、學、識、德”，是對傳記文學作者的全面要求。缺了其中的任何一項，都不能算一個好的傳記作者，也難以寫出好的傳記作品來。
胡適原打算在“謹嚴的歷史敘述”中，進行“小說式的文字”的嘗試。“從這40年中挑出十來個比較有趣味的題目”，用小說式的文字來寫。第一篇寫他父母親的婚事就是這樣，顯然有一些想象虛構的成分。當時曾得到徐志摩的熱烈讚許，胡適自己也高興，誤以爲這是“自傳文學上的一條新路子”。後來，他還是拋棄了這種小說式的寫法，算是迴歸了正道。
如他自己所說：“我究竟是一個受史學訓練深於文學訓練的人，寫完了第一篇，寫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覺的拋棄了小說的體裁，回到了謹嚴的歷史敘述的老路上去了。”
三歲的胡適認得近一千個字，三歲的胡適失去了父親，三歲的胡適進入學堂，開始了《九年的家鄉教育》。在這一篇文字裏，我們會看到有三種主要的力量參與了胡適的成長：一是儒學的人生信條與倫理傳統，主要依據着其父親所編的兩本書與學堂中的儒家經典；二是“笑話書”（即小說，“包括彈詞，傳奇，以及筆記小說在內”），使他“得了不少白話散文的訓練”與“把文字弄通順了”；三是他母親的影響——“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接人待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感謝我的慈母。”
《從拜神到無神》揭示的是這樣的矛盾：程朱理學與神佛迷信；前者提倡“格物窮理”，教人“即物而窮其理”；後者令人迷信神佛地獄，陷入宗教形式而求神靈庇佑。
朱子《小學》“形既朽滅，神亦飄散”一段話，《資治通鑑》中記範縝《神滅論》“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一段話，讓胡適相信：“我不知不覺的成了一個無鬼無神的人”。範縝與人論辯的話，動搖了胡適家中女眷所薰染的“佛教的果報輪迴說”。經過這樣的思想解放，胡適不再怕地獄與輪迴，不再虔誠拜佛拜神……
《在上海（一）》和《在上海（二）》寫的是從1904至1908年，胡適在上海求學的經歷。
在梅溪學堂，胡適寫曾糾正先生的錯誤：“這個'傳曰'是《易經》的《繫辭傳》，不是《左傳》”；根據先生出的題“孝弟說”而“勉強寫了一百多字”，“一天之中升了四班”（進學時是第五班）；僅幾個月，他從一個全不懂得上海話的“鄉下人”升爲頭班學生，到後來還成了學堂選派去參加上海道衙門考試的四名佼佼者之一。
在這一時期，很重要的幾件事是：他某次作文被命題《原日本之所由強》；煽動革命的思想有很強的號召力，鄒容《革命軍》的傳抄；日俄戰爭爆發，“這時候中國的輿論和民衆心理都表同情於日本，都痛恨俄國，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
在澄衷學堂，嚴復譯的《天演論》風行全國，胡適的“適”即是出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梁啓超的《新民說》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震盪感動”了胡適，後一書留給胡適的“失望”感促使他有了補作中國哲學史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