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人說，他的不抵抗主義，根深蒂固，且源遠流長。早在留美時期，他就是老子的“不爭”哲學和基督教不抵抗主義的忠實信徒。當年留美同學，爲抗議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二十一條”，堅決主張對日作戰；胡適卻力主“溫和”“冷靜”，反對抵抗日本侵略，被同學罵爲“木石心腸”。時光流逝了近20個春秋，面對日本帝國主義者新的侵華暴行，胡適還是重彈不抵抗的老調。
還有人說，胡適在日本侵略者的先進武器面前嚇破了膽，所以才一味妥協求和。
這其中，還有一段小插曲。抨擊胡適的人經常引用胡適的這一段話：“僅僅用武力征服中國是不夠的，日本要想徹底征服中國，只有一個法子可行，這就是‘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由此，給胡適安了一個“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的帽子。
其實這是對胡適的斷章取義。胡適的原話是；“蕭伯納先生（GeorgeBemardShaw）在2月24日對我說：‘日本人決不能征服中國的。除非日本人能準備一個警察對付每一箇中國人，他們決不能征服中國的。’（這句話，他前幾天在東京也一字不改的對日本的新聞訪員說了。）我那天對他說：‘是的，日本人決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可以征服中國，即就是懸崖勒馬，徹底的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句話不是有意學蕭伯納先生的腔調，這是我平生屢次很誠懇的對日本朋友的忠告。這是我在這個好像最不適宜的時候要重新提出忠告日本國民的話。”
“中國民族的心”怎麼可以征服？不但中國，試問世界上哪一個民族的民族心是可以征服的？胡適這裏不過是說了一句反諷的話。
而與此同時，胡適在他的《日本人應該醒醒了》一文中義正言辭：“我們還可以斷言：那也只是中國人的血與肉的暫時屈伏，那也絕不能夠減低一絲一毫中國人排日仇日的心理，也絕不會使中日兩國的關係有一分一寸的改善！因爲中國的民族精神在這種血的洗禮之下只有一天一天的增長強大的：也許只有在這種血的洗禮之下我們的民族纔會真正猛烈的變成日本的永久的敵人！……日本軍閥在中國的暴行所造成的仇恨到今天已是很難消除的了。但這一個仇恨最烈最深的時候，也許正是心理轉變最容易的時候，九世之仇，百年之友，都在這一點覺悟與不覺悟的關頭上。日本的自由主義者已大膽的宣言了：‘日本人停止不侵略中國就行。’我們也可以回答日本的自由主義者：‘只有日本人徹底懺悔侵略中國，是征服中國的唯一的方法。’”
戰爭和暴力，直接的結果必然的結果是造成對社會財富的極大破壞，和給人民帶來不盡的苦難。比如中日戰爭，不光被侵略的中國和中國人民是受害者，其實日本和日本人民同樣是受害者。所謂一將成名萬骨枯，對於從戰爭中獲利的極少數人，他們的名和利不過是建築在“萬骨枯”上。發動戰爭的人，或可以得逞與一時，但終究會被寫在歷史的恥辱簿上。比如發動侵略中國戰爭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他們不但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也是日本和全世界人民的敵人。
其實，即便是對胡適不能理解，縱觀胡適在這個時期的言行，不難發現，他所做的一切，不過是表明，他不過是在竭力阻止戰爭的發生；只要有一分希望，他都不願意放棄。他這樣做有錯嗎？給他扣上漢奸和怕死鬼的帽子，實在是很可笑的。
而且，胡適在一段時間裏主張和談和妥協，也來自於對中日力量和中國國情的的洞察和分析，如他自己所說：“我在1915年反對立刻對日作戰的論點，不幸地20年後當中日戰爭於1937年爆發時，仍未失時效。在抗戰前我國對日艱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變成了反對對日作戰的少數派。在這六年中我反戰的論點仍與當年無異。問題重心便是我們怎麼能打?拿什麼去抗日?我們陸軍的訓練和裝備均甚窳劣；既無海軍，實際上也沒有空軍；也沒有足以支持戰爭的國防工業，我們拿什麼去抗日呢?這是一件悲劇。不幸的是中日兩國當時皆缺乏明智之領袖階層來設法避免戰爭。”
胡適並不是一味的求和，盧溝橋事變以後，局勢是一天天緊張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國土的淪喪，全國軍民各界抗日運動的高漲，胡適的思想也隨即發生了變化。
胡適在他的《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的文章中寫道：“是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決沒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此時中國人都應該明白這一點：交涉的目標是要取消滿洲僞國，恢復中國在東三省與熱河的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除了這種條件之外，中國決不能和日本交涉。““我們此時也許無力收復失地，但我們絕不可在這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贊成我們的時候先把土地籤讓給我們的敵人。我們也許還要受更大更慘的侵略，但我們此時已被’逼上梁山’，已是義無返顧的了。我們此時對自己，對世界，都不能不堅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認主義’，就是決不承認侵略者在中國領土上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條約，或協定。我們要準備犧牲，要準備更大更慘的犧牲。”
而在8月13日，上海戰事爆發，對日全面抗戰開始後。胡適更是徹底丟掉了和平幻，想，積極投身到了抗日救亡之中了。
1933年5月23日，離北平60餘里的懷柔縣附近，我國華北軍第七軍團五十九軍的一千多名將士，與日寇展開了一場壯烈的血戰。
戰鬥從早晨四時開始。中國健兒們冒着敵人飛機的偵察轟炸，趕築陣地，在堅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戰壕。堅守到了下午，因爲停戰協定已簽訂，上級便命令他們撤退。但他們正在酣戰中，又聽到那喪權辱國的停戰消息，更不願放棄這難得的抗敵機會，一直堅持戰鬥到下午7時才撤下陣地。在這次戰役中，有203位將士壯烈殉國。
後來，國民政府將這些抗日戰死將士安葬在大青山，建立公墓，樹碑紀念。傅作義將軍特意請胡適爲公墓撰寫碑文。胡氏欣然允諾，併爲抗敵將士“最壯烈的血戰”所感動，以極端敬仰的深情，寫了一篇白話碑文，由錢玄同書丹，刻石建碑在大青山麓，這就是大青山《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