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相識與1920年，那時胡適是暴得大名的北大教授，丁文江任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所長。
地質調查所需要的人員，多數來自北大地質系。前邊提到過了，北大地質系的幾個畢業生，到丁文江任所長的地質調查所找工作，丁文江讓他們每人辨認十種岩石，結果沒有一個人及格，這怎麼可以？責任心強的丁文江，瞭解了北大地質系的教學情況後，發現了一些亟待加強的環節。他準備把情況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反映給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但是，考慮到這涉及到北大這樣的名校的教學質量問題，他有所顧慮，做爲校長蔡元培能接受嗎？搞得不好，自己反映的情況和意見不被接受，反而會得罪蔡元培這位名人，丁文江很糾結。
剛好不久前，他通過北大教授陶孟和認識了胡適，便找很受蔡元培重用的胡適投石問路。胡適聽完情況後，不假思索的對丁說，他的擔心完全是沒必要的，蔡校長得知這個情況後，不但不會得罪他，反而會特別感謝。於是胡適和丁文江拿着成績單去找蔡元培。蔡校長果然虛心聽取了丁文江關於整頓地質系的方案，決定聘請李四光爲地質系教授，並與地質調查所聯合聘請美國古生物學家葛利普。
從此，這也就開啓了胡丁二人一生的情誼。
從胡適和丁文江的友誼中，或許能體會出一些交友之道。
胡適一直稱丁文江爲大哥，丁也確實有長兄風度，一事當前總是替別人着想，不管是家人，還是朋友。
胡適說丁文江很強的“宗教心”。胡適所謂“宗教心”即“爲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天性”。很強的“宗教心”，即指他特別富有犧牲精神。
丁文江26歲自英國回來後，他的收入完全用來贍養父親和教育兄弟的責任；從26歲到48歲這22年間，他每年支付給舅舅500元贍養費；每年資助一位貧困兄弟300元。
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淵求哥哥動用一點關係，搞到一張軍用免票。丁文江批評他道：“你不是軍人，何以竟用起軍用免票來？這是一種不道德的觀念，損壞國家社會，喪失個人人格，我希望你從此不作此想，纔不負我教養你的一番苦心！”
後來，丁文淵赴德國留學。在同學的慫恿下，他寫信給丁文江，請他設法爲自己爭取到官費。丁文江回信中再次對弟弟曉之以理：“在國中比你還要聰明，還要用功，還要貧寒的子弟，實在不少。他們要想留學深造，唯一的一條路，就是爭取官費。多一個官費空額，就可以多造就一個有爲的青年。他們請求官費，確是一種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應當細細的考慮一番，是不是還想用你的人事關係，來佔據這樣一個官費空額？我勸你不必再爲此事費心。”
這封信讓丁文淵進一步認識到哥哥的爲人。
在與胡適這位小弟的交往中，丁文江更是處處爲這位小弟着想，對胡適的關心可謂無微不至。
“在君是最愛我的一個朋友，他待我真熱心！”這是胡適發自肺腑的話。
一次，胡適生了一場大病，丁文江說他的家庭環境不舒適，硬逼他搬家，並替他看定了一所房子，每月80元房租。胡的夫人覺得太貴，丁文江和房主說妥，每月只要向胡的夫人收70元，他代胡墊付10元。
像丁文江這樣的很強的“宗教心”的人，別人肯定願意與他交往，朋友肯定多。而胡適也同樣是個處處爲別人着想的人，其實他自己也同樣有很強的“宗教心”，而且，胡適更是個讓人如坐春風的人，這樣的兩個人成爲莫逆，就不奇怪了。
人們常用諍友，來形容二個人的親密無間，其實，用諍友來形容胡適和丁文江的關係，可能更爲恰當。
丁文江積極鼓勵胡適參與政治生活，二人攜手合作,共同組織了“努力社”,創辦《努力週報》、《獨立評論》。
1923年，中國思想界爆發了着名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科學派和玄學派的主將分別是丁文江和張君勱。這場筆墨官司一開戰就吸引了新文化運動的幾乎全部着名人物。論戰的緊要關頭，正在養病的胡適耐不住寂寞了，一篇《孫行者與張君勱》橫空出世，把張君勱比做孫悟空，而把“賽先生（科學）和邏輯先生（邏輯）”比做如來佛，認爲玄學縱然有天大的本領，也跳不出科學的手心。最終，科學派大獲全勝，丁文江的個人聲望也達到巔峯，成爲很多學子心目中的青年導師。今天人們常說的“科學人生觀”這一概念，就是丁文江在科玄論戰中首先提出來的。
前邊提到過，1933年11月，蔣廷黻發表《革命與專制》，胡適隨即發表了《建國與專制》《再論建國與專制》等文對蔣的觀點表示反對，由此開啓了民主與獨裁之爭。
這場爭論吸引了全社會的廣泛參與，當時社會的重要輿論力量，如藍衣社、獨立評論派、再生派、救國會、中社，以及《申報》《中央日報》《大公報》《民國日報》《晨報》等，無不捲入，形成了一場陣勢壯觀的思想大論戰。
爭論的初期，丁文江並未參與。此時，他剛從美國、蘇聯考察回國。考察中，舉目所見盡是斯大林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的輝煌業績和羅斯福新政的勃勃生機。個人權威產生的統一和高效，對丁文江產生了很大的觸動，這使得他的政治思想來了個“與時俱進”。
1934年12月，胡適再次發文《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以批評錢端升、吳景超等人鼓吹獨裁政治的觀點，從而觸動了丁文江。丁文江撰寫了《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發表在《大公報》上。並在當月14日致胡適的信中說明這篇文章正是對胡適上文觀點的“針鋒相對之作”。事實確實如此，胡適認爲中國當前的發展狀況決定獨裁絕無可能。丁文江則相信“在今日的中國，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獨裁政治更大”。丁爲此提出“新式獨裁”作爲現實政治的改進方向，所謂“新式”是指：獨裁的首領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爲利害，徹底瞭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尤其是能夠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調動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