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是什麼時候呀！國家和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作爲一個熱血知識分子，總不能將清名虛譽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吧？
他的好友、駐法大使顧維鈞和駐英大使郭泰祺相繼來電，勸說他就任駐美大使。行政院長孔祥熙也打來電報說：“介公及弟甚願借重長才，大使一職，擬由吾兄見屈。”
不過，他還在猶豫之中，理由是：“二十餘年疏懶已慣，決不能任此外交要職”，他將準備的回電交於朋友們看。
真是奇了怪了，過去，無論什麼事，徵求朋友意見，總是有贊成有反對的。但這一次一邊倒，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對，都認爲國難當前，不應“推卸此事”。
胡適自然是個有責任、有擔當之人，也很看重朋友們的意見。在一個星期裏，他都是心緒煩亂，整夜整夜的失眠。直至7月26日，他終於下定了最後決心，艱難地作出了選擇。
他在日記中寫道：“半夜後始決定，此時恐無法辭卸；既不能辭，不如‘伸頭一刀’爲爽快。故最後修改電文爲接受此事。”
修改後的電文是：“國家際此危難，有所驅策，我何敢辭。惟自審二十餘年閒懶已慣，又素無外交經驗，深恐不能擔負如此重任，貽誤國家，故遲疑至今，始敢決心受命。”
此時，胡適清楚，還需要做一個人的工作，就是夫人江冬秀。因爲，夫人一直不願他涉身官場。
在很多人眼裏，胡適與江冬秀，一個是大才子，學者、教授，一個是大字不識的鄉下小腳老太太，從外形到知識到思想境界，他們都很不般配。世人甚至把“胡適的小腳伕人”列入民國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民國曆史上，有許多“名人”的包辦婚姻，大多過得不幸。
比如，徐志摩和他的前妻張幼儀，一個是留學國外的風流才子，一個是他口中的“小腳女人”，徐志摩因爲文化水平、思想差距的不可調和，在張幼儀懷着身孕時，提出離婚。
比如魯迅與朱安，朱安雖未“被離婚”，卻也一輩子只能做周家的女兒，寂寞孤苦終身。
但胡適與江冬秀，這一段本來由命運促成的可能會釀成悲劇的婚姻，卻在兩位有愛有智慧的人的共通努力下，成爲張愛玲筆下的，“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必須指出，胡適和江冬秀的夫妻關係，絕對不是靠江冬秀耍狠來維繫的，而是他對她有真實的依賴和欣賞。
夫妻之間，很重要的方面是一起生活，一起生兒育女。
實際上，在生活中，胡適越來越離不開江冬秀。江冬秀對他的照顧可謂十分體貼周全，細緻入微。
比如，胡適在美國當大使期間，有一天穿上江冬秀寄來的衣服，發現口袋裏竟裝着7副象牙耳挖，他回信說：“只有冬秀才會想到這些。”
還是在美國的時候，江冬秀在胡適的領帶下縫了一個小拉鍊，裏面藏着一張5元的美鈔。她的考慮是，萬一錢包被人搶了，還有這5元錢可以搭一輛計程車平安回家。
遇到大事，江冬秀是很有原則的，而且她很理解胡適，能站在胡適的角度考慮問題。比如，她深知書籍對胡適的重要。抗日戰爭期間，胡適在美國擔任大使，江冬秀一人在國內的，帶着三個孩子逃離北平。兵荒馬亂之中，也始終帶着丈夫的幾十箱書，正由於她的努力，使胡適的藏書在戰亂中得以保全。
後來，胡適在給她的信中感激說道：“北平出來的教書先生，都沒有帶書。只有我的七十箱書全出來了。這都是你一個人的大功勞。”
也就是在帶着孩子從北平逃出，到外地避難。這時，江冬秀還給家鄉學校捐款，且數目不小，這實在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現在的胡適，遇事可是越來越重視夫人江冬秀的意見。
他去信對夫人說：“我在這十幾天，遇見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
江冬秀對此大加反對，寫信勸胡適，不要答應，還自責說：“我恨自己不能幫你助一點力，害你走上這條路上去的。”胡適跟她保證“戰爭完結時，我一定回到我的學術生活去”，才理解了胡適。
當然，這爲後話。
胡適不止一次對朋友們說，別人的妻子哪個不希望自己的丈夫當官，自己做個官太太，但我的老妻卻始終鼓勵我回到學術上去，真心覺得敬佩她。
傅斯年是極力勸說胡適接受美國大使任命的，也特別關注這件事。有了決定後胡適給他去信告之：“我自己受逼上梁山”，現在，國家生死攸關，再也不能推卸國家的委任，只能“犧牲一兩年的學術生涯，勉力爲之。至戰事一了，仍回到學校去”。
9月17日，國民政府正式發佈任命令：“駐美利堅國特命全權大使王正廷呈請辭職，王正廷準免本職。此令胡適爲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
是夜，看着如此沉甸甸的任命令，胡適感慨良多，在日記中寫道：“二十一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爲國家犧牲了。”
當時，國人對胡適任駐美大使寄予厚望，孔祥熙所致的電報，便傳達了國民政府的殷切期待：“此次使美，國家前途利賴實深。列強唯美馬首是瞻，舉足輕重，動關全局，與我關係尤切。吾兄長才，自能應付裕如。”
國內輿論界也是反應強烈，《大公報》的社論說，美國人應當相信，胡適是位最冷靜、最公平的學者兼外交家。“他最瞭解美國，也最瞭解祖國，我們政府與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達到更增進中美友誼的使命之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