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適擔任大使期間，和胡適打交道最多的是美國國務卿赫爾。赫爾認爲：胡適大使是一位十分堅持己見的人。從胡赫兩人多次談話記錄中，很可以看出胡適的擇善固執、胸有成竹的外交風度和赫爾對他容忍讓步的感佩心理。
赫爾曾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和胡適的公務接觸，他說：“在遇到有關中國事務商討時，如果與胡適大使的想法不合的時候，總會使我感到十分爲難與困惑。”
當胡適卸任大使職務後，赫爾在記者會上公開讚揚這位中國大使：“胡大使是華府外交團中最有能力、工作效果最高，又最受人敬重的一位外交使節。”
1942年9月4日，王世傑在日記中寫道:“美國政府對於以魏道明繼任中國駐美大使事，雖照例表示同意，實則頗感不滿。美國輿論亦然。適之已向國務院及白宮辭行，並一面以上述情形報告蔣先生。當三星期前，蔣先生囑(陳)佈雷向予言：駐美使節更動問題，予曾力稱魏君不適宜於此職。”
王世傑9月8日的日記又說:“政府發表以魏道明繼胡適之爲駐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
也有人分析胡適被免職的深層原因。
美國國務院政治關係顧問司坦?侯恩百克發表評論，認爲這是大使侵犯了外交部長(宋子文於1941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長)的權限所致。他由中國駐美大使館獲得了確切消息，說胡適與宋子文曾擬定了雙方的權限。據說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嫌胡適在華盛頓爲美國政府的政策辯護得多，而爲重慶政府的政策向美國解釋得少。於是胡適成爲這種猜忌的犧牲品。
說胡適一直完全站在美方的立場併爲之辯解，這恐怕未必是事實。但胡適一直認爲，國與國相處也和人與人相處一樣，都需要寬大的胸懷，都需要對替對方着想，多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設身處地的考慮問題。
直到被免職前不久胡適還說:“眼前第一要義，在於弘大度量，寬恕待朋友，體諒朋友在大患難之中，有時顧不到我們，切不可過分責備朋友。英美大強國，豈自甘心情願失地喪師？豈不關心我們的痛癢？我們總得體恤朋友，朋友明白我們夠得上做患難朋友，將來纔有朋友永遠和我們同安樂……今日我們所受困難，只是因爲英美自己也受更大困難，更大恥辱。他們顧不到我們，他們的領袖心裏實在認爲最大恥辱。但他們日夜圖謀雪恥，嘴裏說不出，只是咬牙苦幹。我們必須體諒他們的苦衷，纔夠得上患難朋友。”
另外，胡適向國民政府轉達美國政府的意見，也常引起蔣介石的不滿。
比如，1941年初，蔣介石以“整飭軍紀”爲藉口，動用數十萬大軍“圍剿”新四軍，製造了被稱之爲千古奇冤的“皖南事變”。消息傳到美國，引起不同反響。1941年3月，胡適在致陳布雷電中轉達了美國政府表示反對的意見。蔣介石是聽不進這些逆耳之言的，儘管胡適說得是事實，儘管蔣介石得罪不起美國人，但可以把怨恨加在胡適身上。
免去胡適駐美大使職務顯然有多種因素，但最終拍板的是胡適願意爲之效命的蔣介石。
1942年10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中對胡適作出“毫無貢獻”的評價:“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爲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餘位以外，對於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甚至不肯說話，恐其獲罪於美國，而外間猶謂美國之不敢與倭妥協，終至決裂者，是其之功，則此次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前，如其尚未撤換，則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爲難矣！文人名流之爲國乃如此而已。”
這就是蔣介石對胡適外交生涯所作的結論。
胡適卸任之後，美國各地二十多所大學紛紛邀請胡適。胡適經過慎重考慮，決定不教書，利用這難得的清閒，完成《中國思想史》的寫作。
胡適在是年12月7日給翁文灝、王世傑、蔣夢麟、傅斯年、湯用彤、羅常培諸人的長信中說：“我常說，我一生走好運，最幸運有四：(1)辛亥革命，我不在國內，得七年的讀書。(2)國民革命，我又不在國內，後來回上海住了三年，得一機會寫我的文學史第一冊及兩漢思想史的長編。(3)抗戰最初五年，我得一機會爲國家服務，大病而不死。(4)今得脫離政治生活，是我得一正當的名義，安心回到學問的工作。”
於是，胡適安下心來，開始寫自己的《中國思想史》，計劃首先重寫兩漢三國部分，用書方面主要託此時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的王重民代爲借閱。
2月4日凌晨，胡適寫成六年來第一篇中文考證文字《〈易林〉考》，他非常高興。
《易林》又名《焦氏易林》、《大易通變》。易學着作。漢焦延壽撰,十六卷,是西漢衆多易學着作中最完善的一種,其書以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之變則爲四千九十有六,各系以文詞,皆四言韻語,稱爲“林辭”。作者依據聖人觀象作《易》,觀象系《易》的原則,凡《易林》之辭無一字不從象生,無一字不本之《易》,用《易》象來解釋《易》理,作者在觀象系《易》的時候正覆象並用。
關於《易林》的作者，一直以來大多認爲是焦延壽。胡適在《〈易林〉考》中，結合相關的歷史文獻，經過考證，認爲其作者不可能是西漢昭宣時代的焦延壽，而應是兩漢之交的崔篆。
這是個至今仍爭論很大的問題，胡適可謂一家之說。
因爲公共圖書館的書不能隨便標記、校勘或註釋，不太方便。是年3月，胡適從舊金山的服務公司買了一批存書，包括《百子全書》、《羣書拾補》、《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以及唐宋明人文集等。
後來，久困書荒的胡適忽然想起好友趙元任有一套縮本《四部叢刊》，於是寫信給趙元任，願意出錢購買。沒想到同樣嗜書如命的趙元任竟爽快地答應了。1
1943年4月19日，趙元任的《四部叢刊》被郵寄到胡適紐約的寓所，胡適欣喜萬分，打電報給趙元任說：“IfeelasrichasIndianMaheraja.Athousandthanks。”
胡適在日記中說：“我有了這三百多種書，大致可以解決我的‘書問題’了。以後所需，只有《道藏》、《佛藏》與理學書耳。”
手頭的書有了一定積累，加上王重民等人的幫助，胡適基本可以安心寫自己的《中國思想史》了。但是沒過多久，胡適收到王重民寄來的一篇文章，激起了胡適的“考據癖”和爲鄉賢戴震打抱不平的強烈願望，《中國思想史》的續寫再度被擱置。
那是在1943年11月8日，胡適收到王重民書信中所附《跋趙一清校本〈水經注〉兼論戴趙全趙兩公案》一文後，對王重民此文不甚滿意。王重民此文所說“戴趙全趙兩公案”是指清代關於《水經注》“戴震偷趙清，趙戴皆偷全祖望”的學術公案。
胡適在當天日記中說：“我生平不曾讀完《水經注》，但偶爾檢查而已。故對此大案，始終不曾發一言。但私心總覺此案情節太離奇，而王國維、孟森諸公攻擊戴震太過，頗有志重審此案。”
也許胡適自己也沒有想到，從此開始直到去世的近二十年的時間，他主要的學術精力都用在了“《水經注》案”上，寫出的校勘考證文字有200多萬字。同樣，胡適在美期間的要精力也都用在此案上，那段時間胡適寫信交往最多的就是王重民，主要內容是討論《水經注》和委託王重民代爲借閱相關書籍。此外，胡適還託當時在哈佛大學的楊聯陞幫忙找書。
1946年1月14日，胡適在寫給張元濟的信中對自己這幾年的“《水經注》案”作了總結，說他儘量收集相關版本，進行對勘，並參考明、清四百年的酈學成績，“始知前輩諸公都不曾用充分時間比勘這五六百萬字的主要案卷，所以都不免“以理殺人”。
除了上述研究，胡適還從1944年11月開始，在哈佛大學講了八個月的《中國思想史》。
雖然身處海外，遠離戰爭，但胡適並非“兩耳不聞窗外事”。1944年12月，日軍通過豫湘桂戰役，實現打通“大陸交通線”的目的，國民黨軍隊節節潰敗，國內局勢危急。胡適寫信給美國陸軍總長和財政總長，希望自己熟悉的美國朋友能夠推動美國政府加大對中國的支援。
12月17日，胡適與張伯苓等實業、教育、文化界領袖21人發表聯合宣言，要求盟國修改戰略，並採取有效之軍事行動，在中國戰場打擊敵人。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胡適在當日給趙元任夫婦的信中開心地說：“我四月尾出門一次，就死了墨索里尼，就死了希忒拉，就結束了歐洲的戰事！八月初又出門一次，就有了原子炸彈，就有了蘇俄對日本宣戰，就有了日本屈服求和！甚矣，夫門之不可不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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