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自己出國經歷，胡適說：“抗戰期間，我和傅斯年先生，在中英協談話時，傅先生主張，叫我出國去工作。我當時拒絕，因爲我的確沒有那種能力，不敢出國去。哪知傅先生一再堅決勸我，他說他有這樣願望，在這國家多難的時候，國家叫我到那裏，我就到那裏，決不推諉。他說得非常激烈，以至於哭出來，哭得我沒有辦法。他這一哭，把我哭得出國去充軍了九年。
“在最初，我出國的目的，不過是隨便考察考察。哪知後來又奉政府派遣，到美國去作外交的事情。這一下，整整四年。這四年的大使，可以說是毫無成績，從來沒有由我簽訂過一次條約，也從來沒有經我借過一次款。所謂毫無成績，絕對不是謙遜。因爲，那時的世界局勢裏，任何人也不能有了功勞。那時的局面的大變動，純然是整個的大局使然，不是任何一人所能作到的。同時，作事的人，不能存着立功的思想，否則就對不起國家。我在那時，也只是想說真話，說說負責任的話。所希望的是，或者使西洋人知道我們中國，是個文明民族。在那個大歷史的局面裏，如果說某人有功，我們絕對不要相信。”
說到“五四”運動，胡適言道；“常有人說：胡適之提倡五四運動等等的話，這是莫名其妙的。‘五四’那一天，是星期日。不僅是我，連陳獨秀在家裏，也不知道外邊有了燒房子打人的事。那天我在上海，住在蔣夢麟先生家裏。正在從事歡迎美國杜威先生的工作。當天，一點也不知道。到了第二天看報，那時的上海報紙，沒有北平專電。後來有人敲門，是時事新報的記者。他說：昨天北平出了大亂子，你得到什麼消息沒有？我說：我不知道呀。後來，又細打聽，才知道有這件事。所以有人說：‘胡適之、陳獨秀，提倡五四運動’，那是絕無其事的。但是，那時，中國外交失敗，日本外交勝利。‘五四’的開會遊行，既無人主使，也沒有人提倡領導，完全是自然出動。這種精神的可貴，就在於此。我後來曾把這事件，寫了一篇文章。將來在學生運動史上，該要有正確的結論。”
說到了北大，這無疑是胡適講話的重點；“今天因爲天氣熱，我不多說。北大是值得大家努力的學校，希望能成爲最好的大學。不過在目前，沒有一個學校不感到困難。所謂理想的大學，恐怕是作不到的。北大有多年的歷史，不是後人的鼓吹歌頌所能改好的。我們只有認請環境，認請使命去努力。
“所謂領袖人才，是由哪裏產生的呢？以前差不多產生於貴族社會。而在民主政治裏，大部是從大學裏挑選人才。幾千年來，有所謂科舉。在二千多年裏，維繫人心，爲國家選拔人才。科舉制度廢除以後，高等學校就應該擔起這種責任，造成領袖人才。這個任務，是要努力去做的。
“我時常想：我們中國，最不幸的，就是有五千年的歷史，而沒有一個五十年不間斷的大學。就是我們北大，也還差兩年，纔夠五十年。”
“我們中國是有五千年的歷史，在國際上，坐了第五把交椅。先曾坐上第四把，後來因爲不夠，又來坐第五把。但是，在全世界裏，科學不發達，文化不發達。差不多，一切都不大發達的國家裏，能坐第五把交椅的，只有中國一國。雖然，不在四強之列。
“及至我到外國一看，我才知道，大學是可以迎頭趕上的。只要有決心，只要政府有錢，肯花錢，肯努力，我們絕對可以迎頭趕上。
“牛津大學，開創於一八九一年。後來，由煤油大王把這破爛的大學整頓起來，辦到現在。五十五年，已成爲全世界公認的頭等大學。坎尼弗尼亞工科研究院，在以前，從未聽見過有這樣一個學校。那是二三十年的功夫，就成了第一等學校。
“我們北大，只有這幾十年的歷史。假若硬往前推，推到國子監，推到太學，推到明朝、元朝、宋朝，以至於漢朝，推到紀元前一百二十四年，那就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了。那樣推，也沒有辦法。但是，學校的年頭多少，是沒有關係的。主要的，是要大學提到，高等教育提高等等。只要政府有決心，以及政府社會人士給錢，那麼，我相信，再過十年，北京大學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可以成爲世界上一個好的大學。
“我對於本校，是相當樂觀的。而且我的這種樂觀，是有根據的。我謹答謝大家對我的好意，希望校友幫忙，無論校內也好，校外也好，我們一致努力，設法在十年內，把北大給成就起來。那麼，在十年後，我們再會面談話的時候，或者可以有點成績，報告給大家。”
胡適講完後，校友們用力地鼓掌，把他送下臺。胡適下去坐下後，又站起來說：“我還有兩句話”。
他指着身旁的馮友蘭先生說：“馮先生是我們最老的校友。再過幾天，就要到美國講學去了。我想借這個機會，請馮先生和我們談一談，並且藉此給馮先生送行。”
馮友蘭在全場歡迎聲中走上臺，滿腮的鬍鬚，掩不住愉快的笑容。他說：“北大最幸運，因爲沒有受到損失，而且還增添了些設備。在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裏，有三句話是：‘北大四壁琳琅，清華四壁皆空，南開四壁皆無’。我已看了清華，恐怕要恢復，還需要幾年。北大在物質上，增加了不少機器圖書，精神上又有了好校長，前途自可樂觀。我在昆明時，有幾個朋友在一塊，就說蔣夢麟先生離開了北大。那時就想：誰能繼續。大家都猜說：胡適之先生可能。後來發表，果然是胡先生。孟子說：以天下予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我爲北大，慶幸得人。
“方纔胡先生說：對北大很樂觀。我這人，平常也是很樂觀的。有人說我‘心氣和平，遇事樂觀’。我對於胡先生十年造就北大的意思，完全相信。
“在昆明時，看到西南聯大的圖書館，我想起，我們北平教授，每人家裏的書拿出來，差不多都比它多。一個教授家裏的書，拿到昆明，可開一個圖書館。若是看東安市場裏丹桂商場書攤的規模，那就更了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