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第一個共同的理想目標，即用科學的成果來增進人生的幸福．減除人生的痛苦，胡適在講演中言道：“這個世界文化的最重要成分是三四百年的科學成績。有些悲觀的人，看了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看了最近幾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常常說，科學是殺人的利器．是毀滅世界文化的大魔王。他們聽了兩個原.子.彈毀滅了日本兩個大都市，殺了幾十萬人，他們就想象將來的世界大戰一定要把整個世界文明都毀滅完了，所以他們害怕科學，咒罵科學．這種議論是錯誤的。在一個大戰爭的時期，爲了國家的生存，爲了保持人類文明，爲了縮短戰爭，科學不能不盡他的最大努力，發明有力量的武器，如第二次大戰爭裏雙方發明的種種可怕武器，但這種戰時工作；不是科學的經常工作．更不是科學的本意。科學的正常使命是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才智來求真理；求自然界的定律，要使人類能夠利用這種真理這種定律來管理自然界種種事務力量，譬如叫電氣給我們趕車，叫電波給我們送信，這纔是科學的本分，這纔是利用科學的成果來增進人生的幸福。
“幾百年來的科學成績，都是朝着這個方向做去的。無數聰明才智的人．抱着求真理的大決心；終身埋頭在科學實驗室裏，一點一滴的研究，一步一步的進步，幾百年繼續不斷的努力，發明了無數新事業、新理論、新定律，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一個科學新世界。在這個新世界裏，人類的病痛減少了！人類的傳染病在文明國家裏差不多沒有了，平均壽命延長了幾十年，科學文明的結果應用到工業技術上造出了種種替代人工的機器，使人們可以減輕工作的勞力，增加工作的效能，使人們可以享受無數機械的奴隸服侍。總而言之，科學文明的結果使人類痛苦害減除．壽命延長、增加生產；提高生活。
“因爲科學可以減除人類的痛苦，提高人生的幸福，所以現代世界文化的第一個理想目標是充分發展科學，充分利用科學，充分利用科學的成果來改善人們的生活。近世科學雖然是歐洲產生的，但在最近的三十年中，科學的領導地位，已經漸漸的從歐洲轉到美國了。科學是沒有國界的，科學是世界公有的。只要有人努力，總可以有成績，所以新起來的國家如日本，如蘇俄，如印度：如中國，有一分的努力，總可以有一分科學成績，我希望我們在世界文化上有這種成分。”
關於第二個共同的理想目標，即用社會化的經濟制度來提高生活程度，胡適在講演中言道：“‘社會化的經濟制度’就是要顧到社會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經濟制度。最近幾十年的世界歷史其一個很明顯的方向，就就是無論在社會主義的國家，或者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財產權已經不是私人的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權了。社會大多數的利益是一切經濟制度的基本條件。
“美國在羅斯福總統的十三年的「新法」政治之下，也推行了許多「社會化」的經濟政策。至於北歇西歐的許多民主國家，如瑞典、丹麥、挪威，都是很早就實行各種社會化的立法四家。
這種很明顯的經濟制度的社會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二個共同的理想目標。我們中國本來有「不患貧而患不均」的傳統思想，我們更應該朝這個方面多多的努力，纔可以在世界文化上佔一個地位。
關於第三個共同的理想目標，即民主的政治制度，胡適在講演中言道：“我是學歷史的人，從歷史上來看世界文化上的趨向，都是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體專制的潮流，在我們個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波折，一個小小的逆流。我們可以不必因爲中間起了這一個三十年的逆流，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
“俄國大革命，在經濟方面要爭取勞農大衆的利益，那是我們同情的。可是階級鬥爭的方法，造成了一種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認爲那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這種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站不住，所以必須依靠暴力強力來維持他，結果是三十年很殘忍的壓迫與消滅反對黨。終於從一黨專制走上一個人的專制。三十年的苦鬥，人民所得的經濟利益，還不如民主主國家從自由企業與社會立法得來的經濟利益那麼多．這是很可惋惜的。
“我們縱觀這三十年的世界歷史，只看見那些模仿這種反自由，不容忍的專制制度，一個一個的都被打倒了，毀滅了。今日的世界，無論是在老文明的飲洲．或是在新起的亞洲，都還是朝着爭民主、爭自由的方向走。印度的獨立，中國結束一黨專政，都是顯明的例子。
“所以我毫不遲疑的說：世界文化的第三個目標，是爭取民主，爭取更多更合理的民主。”
胡適的講演播出後，正在天津北洋大學讀書的陳之藩，被這一演說深深吸引。那時候的陳之藩正感覺國家動盪飄零，前途渺茫，在聽了這番演說後，陳之藩頗有感想，對演說中的“世界民主大趨勢”也有許多疑問，便給胡適寫了一封長達萬字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