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其實是歷史的產物。
人類社會自從有了財產私有以後也就有了腐.敗。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腐.敗的內容和定義或許有不同，但只要存在財產私有，任何社會就不可能沒有腐.敗。
腐.敗與所在社會的秩序是不相容的。沒有哪一個社會會公然提倡。相反，治理腐.敗，是所有社會管理者的共同責任。
而判定一個社會的社會風氣如何，不能看這個社會有沒有腐.敗，甚至不能僅看腐.敗問題發生的數率的大與小，最主要是看管理者能不能對腐.敗有效管控。
如果一個社會腐.敗成風，管理者失去了對腐.敗的控制，那這個政權是不會久長的。
公道的說，採取這麼多措施，下如此大功夫去抓去管，成果肯定是有的，而且不會小。
特別是在開始的一段時間裏，直隸給人的感覺簡直就是氣象一新；管與不管自然是大不一樣。
但是，在晚清那樣的大環境下，想徹底改變腐.敗的狀況，其實是不可能的；所謂積重難返。
官員的腐.敗，歸根結底是因爲官員手裏的權力，可以爲別人謀取特殊的利益，人們纔會去送禮送錢，去獲得想得到的特殊照顧。
在官員腐.敗上，人們的目光習慣放在官員身上。
人們有理由這麼做，因爲官員掌握着稀缺資源，不是什麼人通過努力就能得到的資源——權力。
但如果想搞清問題，如果想解決問題，就應該搞清楚，官員本身並不是問題的全部。
有送禮纔有收禮，沒人送禮哪個官員能收到禮。
前面我們肯定了，破除“陋規”很重要，也很必要。但從根上說，官員的腐.敗根本的問題，不僅僅是袁世凱認爲的“陋規”，而在於權力本身。如果權力不能爲別人謀取特殊的利益，誰還會去巴結權力？
問題是不能讓權力任性妄爲，更不能爲所欲爲。
問題在於辦事公開和透明，不能有暗箱操做。
問題在於幹什麼都要有規矩和章法，讓個人隨意性無所作爲。
問題在於把權力裝在籠子裏。在權力範圍之內，在籠子之內，可以縱橫馳騁，出了籠子，再想用權力搞事，就寸步難行。
問題在於把權力置於各方面的有效地監督之下，因爲大家有一個共同的認識——沒有監督的權力差不多必然導致腐.敗。……
但是，在袁世凱那個年代，在封建特權制度下，以上的這些是不可能實現的。
封建統治本質上人治而不是法制，歸根結底是長官意志決定一切。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就算袁世凱的肅。貪能取得很大的成效，他離開了也未必能繼續，這也是人治體制必然的侷限性。
袁世凱手下的一個即用知縣叫周子蔭，他這樣的評價袁世凱的整飭吏治：
在外省未做官時，“常聞北洋用人行政之善”。
及分發直隸後，“默察官界之蕪雜，吏治之苟且，人員之壅塞，風氣之頹衰，迴非意計之所及。設官爲民，至此可爲寒心。……
“近年舉行新政，直隸負全國模範之名，不意外州縣腐敗敷衍或較他省爲甚者。……（官吏）流品之龐雜日甚，亦運動之術日工。查直隸自道、府以至未秩，數逾虎賁（意爲三千），蓋候補而外，後補者數百，投效諮調者數百，並無官職而冒充職銜及未經分發者又爲數百，故有謂北洋爲當時官界逋逃藪者。……
“此北洋之特色，爲各省所罕見。”
什麼意思，至少在人浮於事方面，直隸比別處要差得多。
這也難怪，袁世凱總督直隸，資格又不老。我們常說宰相家人七品官，朝中的那些官袁世凱哪個能惹得起，誰找他安排個人他不都得接一條腿去辦。
他有事求人家也少不了，人家有求於他，他可能求之不得。
位置就那麼多，沒地方安排，只好“五羊十牧”了。
有的人安排了職務，但什麼也幹不來，就只能是辦事者非官長。
有人安排了，又不能到位，只能是隻發薪不見人。
袁世凱那麼知下情的人，這種情況他能不知道嗎？知道了他又能怎麼樣？反正都是喫皇糧，不用袁世凱從自己口袋裏拿一個子兒。
或許，有那句在外省未做官時，常聞北洋用人之善就夠了，因爲，袁世凱要的就是政.績。
有人問道，袁世凱這麼努力的反腐.敗，他自己怎麼樣？他貪不貪呢？
袁世凱最後九個老婆，哪兒一個生活能差得了？
每個月每個人都有份子錢，更不說他的幾十個子女。
還有他在任內置辦那些的房產和土地，還要不斷的給亦劻，榮祿等人送錢。
清政.府薪俸那麼低，他直隸總督的薪俸能有多少？
如果，沒有別的來錢道，老婆孩子恐怕要靠喝西北風活着了。
貪恐怕肯定是要貪的，只是貪多貪少，貪得無恥程度如何而已。
爲什麼提出這個問題？言外之意，如果袁世凱自己本身就是個貪.官，還反什麼貪？
然而，袁世凱反.貪是真實的，他自己的貪也應當是真實的。
其實貪官未必就不能反.貪。
或許，在一定意義上說，貪.官更有能力更有條件反貪，因爲至少貪的業務能熟一些。
別以爲貪.官能容得了貪.官呀？很有可能，貪.官更容不得別人貪，都讓別人貪沒了，他貪什麼去？
很貪很貪的人都是很自私自利的人，都是喜好喫獨食的人，這樣的人可能更容不得別人貪。
很多人都指出，袁世凱的這四項整飭吏治的措施，收效最大的是第四項。
通過開“官智”，確實開闊了官員的眼界，使他們長了見識，獲得了知識，增長了才幹。特別是對於這些學八股文出身的人。
袁世凱的培訓官員也確實爲國家培養了一些人才。
比如，周學熙從日本考查歸來，按照日本模式，開辦了直隸工藝局。爲天津日後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本人也成爲了一個著名的實業家。
天津知府凌福彭考察歸來，在袁世凱的全力支持下，主持了天津的政法改.革。建立審判庭，成立罪.犯習藝所，開中國司法改.革之先河。
黃璟考察歸來，推廣新式農業技術，利國利民，功德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