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後，有人告訴黎元洪詳情。黎元洪說，他雖然猜想不到張彪在張大人面前說了什麼壞話，但從張大人對自己的怒氣，和看張彪的眼神，能知道他給自己造的謠言一定很傷人。
這人對黎元洪說：“像張彪這樣的歹毒之人，是不可以放過的？”
黎元洪說：“張大人對我恩重如山，我和大帥都是他的近人，我們關係搞得很緊張，讓張大人怎麼辦。事實比什麼都有說服力，謠言不攻自破。這件事我並沒有什麼損失，受害的是他本人。”
和張彪處處和自己過不去相反，黎元洪則處處維護張彪。有一次，黎元洪陪同張彪參加一個同僚的生日宴會。張彪藉着多喝了幾杯酒，耍起了酒瘋。說了很多黎元洪的壞話，很難聽的話。
黎元洪裝傻，別人看不下去了，有人竟說，你黎元洪肯定有什麼把柄和不能見人的事落在張彪手了吧？否則，怎會如此？但是，黎元洪還是隻搖搖頭，仍無動於衷。
酒席散後，反倒親自把張彪送回了家。
前邊說到了，根據朝廷練兵處的要求，把湖北的兩個鎮的部隊縮編爲一個鎮，一個混成旅時。開始，張之洞是想讓黎元洪做鎮統制，並統領湖北全軍的。
但最終還是顧及張彪的老資格及和自己的特殊關係，重用了張彪。
但湖北軍中主要事務，張之洞還是壓在了黎元洪身上。因爲他知道，張彪不是這塊料，雖然也是個幹事的人，但能力無法和黎元洪相比。爲此，張之洞有時會覺得很過意不去，但黎元洪卻從來都是任勞任怨。
一次，張之洞來校閱二支新軍，見軍容嚴整，知是黎元洪之功，便對黎元洪慰勞有加。而黎元洪卻說，這全是張彪張大帥領導有方。張之洞見黎元洪能幹又如此謙虛，如此推功與人，在心底深處對黎元洪更加讚賞。
而此時，張彪就在一旁，正在嫉妒總督大人對黎元洪的偏愛，聽了黎元洪的話，心裏平衡了一些。
這一切，張之洞是看在眼裏的，不由得對自己的這個丫姑爺不甚滿意（張彪的夫人曾是張之洞府上被他特別看重的丫鬟，這婚姻是張之洞主辦，所以張彪也被視爲張之洞的丫姑爺）。
張彪和黎元洪作對，由於黎元洪的忍讓，從表面看張彪好像佔盡了上風，其實不然。他不但沒因此而在衆人面前提高威望，反而是失了很多分的。就連張之洞有時都檢討自己，如此重用張彪是不是錯了。
一九零七年八月，張之洞被調朝廷軍機處，趙爾巽接任湖廣總督。趙到任不久便發現張彪是草包一個。
趙和張之洞交接時，張之洞是對黎元洪大加讚揚，趙便對黎元洪特別關注。很快發現黎元洪確實德才兼備，和張彪遠不在一個檔次上，就有了重用黎元洪，用黎元洪取代張彪之意。
黎元洪得知此事後，急忙找新任總督力辭。
他真誠的對新任總督說，張之洞張大人對自己有知遇之恩，他前腳剛離開，因重用自己而去撤換他的崇信之人，會陷自己於不義，以後沒法與恩公見面。還對趙承諾，無論需要辦什麼事，儘可以吩咐他，他也一定會全力以赴。
另一方面，則把此事透露給張彪，讓他速籌辦法。
張彪急派自己的丫夫人去京找張之洞，張之洞給趙來信，委託關照張彪，從而使張彪保住了官位。
自此以後，張彪真正認識到，自己這些年來，對黎元洪實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和黎元洪徹底改變了關係。每次宴客，必請黎元洪，黎元洪不到，決不開席。在別的場合，也都對黎元洪足夠的尊重，和過去相比判若兩人。後來，黎元洪和張彪，這兩個人品、性格、爲人處事天壤之別的兩個人，竟成了好朋友，不能不讓人稱奇。
張彪是死忠於清廷的。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三日，張彪病危，在臨終前十來分鐘，迴光返照，顯得格外清醒。清遜帝溥儀聞訊急忙趕來看望，使他垂死的身軀激動起來。
他雖然口不能言，並且已經無力舉手表示致敬，面部悲哀的表情依稀可見，只能微微作一下告別狀的姿態；但是他的眼睛目光灼灼地向着這位昔日的主公，死死地盯着他終身維護的清朝末代皇帝，一直到斷氣。
黎元洪雖然未見到他最後一面，但在祭奠時也嚎啕大哭，表現得異常地悲哀、異常地人情世故。經張彪家眷苦苦相勸，才依依不捨地含淚登車而去。
當然，這爲後話。
所謂與人方便，自己方便。黎元洪如此的待人，也爲自己經營出了特別好的人際關係。
張之洞是個著書立說之人，一八九四年四月，他的著作《勸學篇》問世。
張之洞的《勸學篇》，一八九八年刊行。是闡述“中體西用”，宣傳洋務思想的代表作，共二十四篇。
主張以“三綱爲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以中學綱常名教之本，維繫世道人心。提出“中學爲內學，西學爲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的觀點，主張先明內學，然後擇西學以用之。提倡“立學堂、修鐵路等，採用西技西藝”。反對維新派“開議院”、“興民權”的主張。先後譯成英、法文出版。一九零零年紐約出版的英文本，易名爲《中國的唯一的希望》。
張之洞從總體上說，是主張學習西方，西爲中用的。爲了培養黎元洪，開闊其視野，張之洞曾派黎元洪三次到日本考察。
一八九八年二月，黎元洪懷着求新求變和救國強軍的夢想，第一次來日本，被派到日本的禁衛騎兵聯隊學習。這時，雖然甲午中日戰爭已經結束四年，但在和日方人員接觸中，黎元洪明確感到，兩個國家間的戰爭煙雲還沒有完全的散去。
日方個別人員對中方人員的敵視和瞧不起，能隨時感覺到。這更刺激了黎元洪更加努力的學習，在同行的的人中，他比誰下的功夫都大。
好不容易出趟國，很多人都是想法設法多出去逛逛。黎元洪住在九段松葉館，距離騎兵操場很遠，而黎元洪每天“革靴蹄鐵，風雨泥濘，日必一往”。
有空閒時間，他也會見識一下異地風情。當他在東京、大阪等地的公園裏，看到陳列着日本方在甲午戰爭中繳獲中方的戰利品，很受刺激，強烈感受到了這是對自己國家和軍隊的羞辱，於是就聯合一些旅日僑胞，向清廷駐日的商務監督請願，要求將這些有損祖國的戰利品撤掉。
此舉雖不能如他所願，但卻可見他對祖國的一片赤誠。落後就要喫敗仗，就要受羞辱，這更激起了黎元洪的學習的熱忱。
這時候的日本，在方方面面都走在了前邊，除了學習騎兵的相關知識，他也不放過學習其它方面的機會。
三個月後，黎元洪圓滿的完成了考察任務。此次赴日考察，時間雖不算長，但黎元洪收穫滿滿。他把他學到的東西及其學習的體會和領悟，寫了一篇長篇報告，交給了張之洞。在彙報的同時，他向張之洞提出了一個具有深遠意義地建議，派更多的有知識的青年人去日本考察，學習，一定會有大的收穫。
張之洞接受了黎元洪的建議，從而使湖北在外派留日人員的數目，遠高於其它省份。此時，清廷正推行維新變法，派人出去留洋學習，是維新派的一個重要主張。對於維新變法，張之洞是很贊成的，跟得也很緊。在派人留洋學習方面，制訂了龐大的計劃。擬湖北湖南派一百人前往。後因維新變法很快失敗，這些計劃也同維新變法的其它主張一樣，胎死腹中。即便是在很困難的情況下，張之洞還是派出了二十人，進入了日本士官學校學習。
二十世紀初，中國到日本留學的學生達到高.潮，在留日的各省學生中，湖北的人數是最多的。一就零四年，湖北在日學生已達二百八十九人，佔全國第一位。而此時全國其他省，多者一般也不超二位數。到一九零六年，中國留日學生共五千四百餘人，僅湖北一省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人，佔四分之一。這有賴於張之洞的大力提倡，也得益於黎元洪的建言獻策和全力襄助。
武昌首義後，有人實事求是的指出：“至今學界、軍界，人才如此之盛，皆當日元洪一言之功。”
這或許也在一個側面，說明了辛亥首義何以發生在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