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記載，起義爆發後，他曾派人主動到楚望臺聯絡過革命黨人。對此，首義的重要人物，熊秉坤在後來的兩次回憶中，提到過這件事。
一次是一九一二年爲湖北革命實錄館寫的《前清工程八營革命實錄》，他寫到：“伍正雲聞之馬榮雲：‘時黎統領差人來信，期於明晨四時來所。’”
此文距起義暴發只半年，記憶應當是可靠的。
另一次是出現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的《武昌起義談》，他回憶說：“旋，方正修帶測繪生四十餘人來時，黎統領遣馬弁來雲，謂早六時將親來楚望臺，餘即詢曰：來敵乎？來順乎？答雲不知。”
搞清楚黎元洪有沒有事先聯絡革命黨人，對那段歷史，對黎元洪本人，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黎元洪爲什麼會聯繫革命黨人，至少應該和以下兩件事有關。第一件事：寶塔會議到武昌首義，已經有半年多時間，黎元洪被革命黨人推舉爲臨時大都督的事，未必就沒有人告訴他。而黎元洪知道了，肯定也會裝做不知，他畢竟還喫着朝廷的俸祿，也不可能不給自己留後路。
革命黨人起事了，寶塔會議定的事還做不做數了，黎元洪應該是想要知道的。
第二件事：瑞澂殺害了首義三烈士，得到了革命黨名冊，這些大的功勞，他能不向朝廷報功嗎？事實上他是一刻也沒停，就給朝廷發了請功電報。
瑞澂看來還是個不喫獨食的人，他還爲下邊的人請功。
“本月初旬，即探明有革命黨匪多人，潛匿武昌、漢口地方，意圖乘隙起事，當即嚴飭軍警密爲防緝。雖時傳有撲攻督署之謠，瑞澂不動聲色，一意以鎮定處之……張彪、鐵忠、王履康、齊耀珊，以及各員弁憲兵，無不忠誠奮發，迅赴事機，俾得弭患於初萌，定亂於俄頃。駐漢俄總領事於租界拿匪，用得先破匪策，以寒匪膽，此皆仰賴朝廷威德所致。瑞澂借免殞越，慚幸交併。現在武昌漢口地方，一律安謐，商民並無驚擾。租界教堂，均已嚴飭保護，堪以上慰宸廑。”
既然爲弟兄們請功了，能不能請到先不說，但自己爲弟兄們請功這件事一定要讓大家知道，得讓大家領他這份情。所以，大家很快知道了電報內容。
憑黎元洪的身份，不能看不到，做爲軍內的二號人物，他的名字不在其內意味着什麼，黎元洪本人不會不知道。
從黎元洪的處境看，參不參加起義，都未必能夠自保。他要搞清楚狀況，他要做出抉擇，和革命黨人聯繫不是很正常嗎？
關於黎元洪對武昌首義的態度，有一點肯定是確定了的。做爲湖北軍界的二號人物，他沒有同張彪一樣，率部鎮壓或者抵抗起義軍。
雖然，他的部屬只有一個營在武昌城內，這一營人中也有不少人是革命黨，但黎元洪如果想參與對抗起義，登高一呼，也會有不少人會跟他走的。
和平時一樣，這個時候他是在軍營的司令部。
十點左右，派人到楚望臺聯絡，沒有帶回口信。接下來，身在協司令部的黎元洪，沒有阻止屬下的士兵參加起義，也沒組織人保護軍營和司令部，而只是靜觀局勢的變化。和他在一起的，還有手下的幾個軍官。
黎元洪的協司令部離楚望臺有五里路，在正南方向。間隔一片窪地，通向楚望臺有一條小路。總督府衙在黎元洪的協司令部的北面六裏的路程。也就是說，黎元洪的協司令部大體在楚望臺和總督府兩點連線的中間。當起義軍從楚望臺攻向總督府時，是要經過黎元洪的協司令部的。
當晚，協司令部和所在營房遭受到起義方的槍擊和炮擊，但起義軍沒組織人員對協司令部進行攻擊。
黎元洪待到半夜十二點時，他和幾個手下離開了協司令部。他對大夥的說法是“各自爲之”，也就是何去何從，自己決定吧。
陪在黎元洪身邊的有參謀劉文吉、執事官王安瀾。以及黎元洪所部駐在武昌城內的那個營的長官，即四十一標第三營營管帶謝國超。
幾個人都勸黎元洪找地方躲一躲。他們先來到了黃土坡的參謀劉文吉家，在那裏換上了便衣。然後，他們來到了同樣住在黃土坡的營管帶謝國超家，謝國超家的房子要大些。
起義軍攻下了總督府後，張彪帶着沒兵變的淄重八營和從總督府撤出來的殘兵敗將，沿城牆從文昌門溜出，登上楚豫兵船，撤到了漢口劉家廟車站。
攻下了總督衙門，頭腦冷靜的起義領導人吳兆麟、蔡濟民、張振武、李翊東等人在楚望臺召開臨時會議，研究和商討組建軍政.府事宜。
這個時候，革命黨的主要領袖人物基本都不在。劉公被隔絕在漢口，孫武被炸傷，蔣翊武出逃，劉英遠在京山，詹大悲和胡瑛尚在獄中，居正、黃興、譚人鳳、宋教仁俱在港滬，楊時傑在京城。
時下幾位領導人不僅缺乏資歷，也難孚重望。吳兆麟是個隊官（連長），蔡濟民是個排長，熊秉坤是個小班長，他們都不敢站出來主持大局。幾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也拿不出什麼主意。
大家商量的最後結果是，上午在諮議局繼續開會，進一步研究解決這些緊迫問題。
吳兆麟（1882年—1942年10月17日），字畏三，湖北鄂城人 。十六歲投武昌新軍工程營當兵，先後考入工程營隨營學堂、工程專門學校學習。一九零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加入革命團體日知會、翌年再考入參謀學堂，畢業後任第八鎮工程營左隊隊官。
我們已經知道，辛亥武昌起義之夜，被起義士兵推爲臨時總指揮，部署指揮起義部隊進攻湖廣督署，佔領武昌。
湖北軍政.府成立後，曾擔任參謀部部長，第一協統領，參加陽夏保衛戰。南北議和時，出任民軍戰時總司令，籌劃北伐。一九一二年一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曾任大元帥府參謀總長。後調北京，授陸軍中將，成爲湖北將軍團首要，並任首義同志會理事會主席。
不久退出政壇，致力於社會事業，曾督修樊口大堤等水利工程，捐資修建武昌首義公園。晚年潛心佛法。一九三八年日軍侵佔武漢，誘以高位，不爲所動。病逝後，重慶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
蔡濟民（1886-1919），原名國楨，字香圃、幼襄。湖北黃陂人。少通經史，善詩文。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入湖北新軍，後入湖北陸軍（特別）小學堂。不久，任陸軍第八鎮十五協二十九標二營司務長、排長等職。一九零六年參與組織日知會，又先後參加共進會、將校研究團、羣治學社、文學社，並經查光佛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湖北分會，任參議部長。四川保路運動進入高.潮時，竭力促成共進會、文學社聯合，制訂起義計劃。
一九一七年被孫中山任命爲護法軍政.府鄂軍總司令。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利川被川軍方化南殺害。
一九二二年黎元洪總統特追贈其爲陸軍上將。一九二七年湖北省政.府公葬於武昌伏虎山。
曾與吳醒漢合撰《都督府組織與北伐軍改編》一文。
李翊東，生於一八八七年，原名李西屏，湖北黃岡人。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黃州府中學堂，與同學詹大悲等參加證人學會，鼓吹反清救國。宣統元年(1909年)因鼓動學.潮，被校方除名，遂往武昌入湖北新軍第八鎮工程營當兵。後考進湖北陸軍測繪學堂，經方興介紹加入共進會。
武昌首義打響後，正在測繪學堂的他，與學堂的革命黨人方興率隊至楚望臺參加起義。
一九一三年參加護國討袁之役。同年赴美國留學。一九二二年回國，任廣東軍政.府大本營技師。參加了北伐戰爭。一九二七年後，參加李濟深、馮玉祥等領導的反蔣活動，任《民國日報》社長。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武漢解放前夕，參與組織湖北省和平促.進.會，任常委。
新中國成立後，任湖北省商業廳副廳長、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先後擔任湖北湖北省政協副主席， 民革中央委員。
一九六零年因病去世後，安葬在湖北石門峯公園辛亥首義紀念牆下，與熊秉坤、楊時傑等辛亥志士永遠相伴，遺著《李西屏文集》。
上午九點，馬榮跑來報告，發現了黎元洪的下落。
聽到黎元洪的名字，幾個人的眼前亮了。蔡濟民、張振武諸人，猛然間想起了寶塔會議的決議。怎麼搞得，怎麼把這件大事忙乎忘了。
急問詳情，馬榮說，方纔帶人在街頭巡查，發現一胖人肩擔皮箱走得急。怕是趁火打劫之輩，帶過來一問，是黎協統的伙伕。問他黎協統現在那裏，開始不說，經嚇唬，說黎在四十一標三營管帶謝國超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