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義後的十月十三日，就發佈瞭如下佈告：“照得湖北官錢局票紙早已流通民間，爲數甚巨，現在鄂軍都督首舉義旗，興復漢族，斷不能使同胞受無端損失。自克服武昌，即派兵將官錢局所有財產資本竭力維持，絲毫無損。除武漢地方已飭收兌官票業經行用外，誠恐各州縣鄉市鎮末及周知，致失信用，合行佈告一體知悉，務將官票照回兌用，勿得恐慌顧慮。切切此渝。”
這樣一來，在人心惶惶之時，便很快穩定市場，穩定了物價，最終也穩定了社會。
軍政.府還有一個重要舉措是保護傳統文化。
在繁忙的軍務中，軍政.府成立伊始就派專人清點文廟、禮樂二庫中的典籍文物，同時發佈如下保護文廟文告：“照得文廟爲民國文化之源，理冝遵重。無論軍民人等車馬往來，均須往道而過，不得徑行直撞。如違，即由警察押送武昌府查辦。決不姑寛。其各凜遵勿違。特示。”
軍政.府對文廟遵孔的禮制，也提出了除舊立新的改革，去除跪拜之禮，改成三鞠躬。祭服改爲便服，“凡涉及迷信者”，一律廢止。
軍政.府特別強調，所有人信仰自由，無論信仰何宗教，“一視而同仁都受軍政.府的法律保護”。“凡有教堂教會處，尤其格外保護。教民不得欺負平民，平民也不得欺侮教民”。除孔廟、教堂外，對供有關帝、先農壇、嶽武穆、周廉溪、賀文忠等廟宇，也照舊祭祀。軍政.府的這一系列的舉措，深得民心，使其更加得到人民羣衆的支持和擁戴。
十月下旬，同盟會的領袖人物，革命黨研究法律的專家，被譽爲“中國憲政之父”的宋教仁來到了武漢。
宋教仁的到來，使武漢這個新生的民主政權的立法，也進入到了議事議程。由宋教仁起草，黎元洪主持制訂的《鄂州約法》，很快出臺。
《鄂州約法》全稱《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草案》。共七章六十條。明確規定：鄂州政.府由都督及都督任命的政務委員、議會、法司構成；
都督由人民公舉，任期三年，連任以一次爲限，其權限類似於總統。有依法公佈法律、宣戰、媾和、統率水陸軍、任命文武官員、宣告戒嚴、赦免等權力，都督對議會負責。
議會由人民選舉的議員組成，有制定法律、審理預決算、議定條約、向政務委員提出條陳，質問或彈劾的權力。
政務委員會爲行政機關，委員由都督任命，執行政務，發佈命令。
《鄂州約法》還宣佈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論、集會、結社、信教、通信、居住、保有財產、營業等自由，享有人身、住宅不受侵犯、非依法律不得逮捕及任官、考試、選舉與被選舉等權利，並有納稅、當兵之義務。
這一約法爲中國第一個帶有憲法性質的重要文件，以國家大法的形式，宣示了民主共和國的形象，成爲其他省份制定的約法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藍本。非常可貴的是，《鄂州約法》還規定了軍政.府都督的任期，“都督由人民公舉，任期三年，連任以一次爲限”。 任期制是現代民主制度重要特徵，也是民主制度的重要保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鄂州約法》這個基本大法的基礎上，黎元洪還制訂了一系列的具體法規和方針政策。
其一、保護實業。軍政.府派出專人，將原“勸業道署”的全部資料和卷宗，及各實業學堂，並一切器物、財產等，一一調查清楚，註冊加封，派人管理。也同樣專門發佈了告示，“無論軍民人等，不準破壞侵佔”。武漢三鎮的絲、麻、紗、布四局 ，造紙廠、工藝傳習所、蠶種製造所等，包括各縣的銀、銅、鐵、硫磺等礦產，都得到了軍政.府有效保護。
其二、廢除苛捐雜稅。明確規定，除鹽、煙、酒、糖、土膏各稅捐外，所有稅捐局卡一律永遠裁撤。除海關外，所有稅關永遠裁撤。各屬雜捐，除地方所用者，概行免除。
其三、爲減輕民衆負擔，一律實行低薪制。軍政.府設部授官時，有人也曾提議按官職高低，設立薪金等級。遭到蔡濟民，蔣翊武等人的強烈反對。
最後決定，自都督以下，不論職務高低，薪金都是二十元。軍隊的班長十二元，士兵十元。這也就是說，黎元洪的薪金，只比普通士兵多十元。在現代國家，很多國家的將軍和士兵的薪金差別不大，但人們還是更願意當將軍。因爲在人羣中發號司令，不是花錢能買到的享受。這或許有利於避免，官職成爲追逐物慾的場所，爲真正有能力有管理專長的人提供更多的機會。
其四、扶植商、農。軍政.府在告示中明確，“攪亂商務者斬”。“維護商務者賞”。努力遏制亂罰款，亂收費的現象。對農民實行“本年中的丁漕概行蠲免”。“本年以前積欠丁漕，也概行蠲免”。從而，極大的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其五、改革司法。武昌起義成功後，軍政.府就設立了執法處，管理司法事務。在省城設立了江夏審判所，上訴審判所。依照法律程序審判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實行公開審判，結束封建專制下訴訟的黑暗。
在陽夏戰役中，民軍儘管表現的英勇頑強，但終因實力相距懸殊，致使民軍一直處於下風。但在此期間，民軍也有重大收穫，特別是海軍的起義，對戰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爭取海軍起義，黎元洪功不可沒。
隨着漢口和漢陽先後被北洋軍攻陷，武昌也暴露在北洋軍的炮火之下，黎元洪是做好了與武昌共存亡的準備的。
都督府顧問李國鏞極力建議黎元洪到九十里外的葛店暫避，黎元洪覺得自己做爲主帥，有臨陣脫逃之嫌。
李國鏞見黎元洪在猶豫，就進一步勸說道：“葛店地處武昌下游，東可聯絡三江援軍，北有青山海軍屏障，踞中守要，各省援軍一到，就近渡江，直攻清軍後路，清軍首尾難顧，何愁不能奪回陽夏。”
黎元洪覺得李國鏞的分析有道理，這時，其他人也來勸說黎元洪到安全地方躲避，留下的人也好安心打仗。這樣，黎元洪便於十二月一日，由洪山出發前往葛店。
李國鏞（1860—1942），字鈺珊，湖北沔陽（今仙桃市）西流河鎮杜窯村人。早年經商，在武昌開設謙記土莊。曾遊歷日本，與武漢各界均有聯繫。
辛亥革命期間，投效黎元洪，任都督府顧問，頗爲黎重用。曾經辦外交，組織保安社及赤十字會，參與南北交涉，慰問前線將士及傷員，購買.槍支，犒賞起義海軍人員等事務。一九一三年響應孫中山發出反袁號召，參加反袁鬥爭。一九二二年任調任弦口徵收局長。一九三八年武漢淪陷後，避居鄉間。
他的著作《李國鏞自述》，是研究武昌首義和黎元洪及軍政.府活動的重要文獻。
李國鏞關心故里，先後兩次任督辦修建草八垸堤閘。一九二六年草八垸潰口災情嚴重，李國鏞協同其侄子李之龍（中山艦艦長），在漢口聘各文藝團體義演一週，所得五船物資全部運回家鄉，救濟災民。
力量的對比在哪兒明擺着，黎元洪比誰都清楚，武昌的失陷只是個時間問題。下一步如何去做？黎元洪已經有所考慮，武漢三鎮丟了，湖北軍政.府還可以憑藉湖北的廣大地區進行周旋。但是他深知，獨木不成林，僅靠湖北一地，是很難與清廷，與北洋軍抗衡的。必須要有外援，必須和宣佈獨立的各省採取聯合行動。
黎元洪首先做的事是，給南方宣佈獨立的各省發電，請求援助。他在求援的電報中寫道：“各省都督鑑，鄂事緊急，因老兵多陣亡，新兵不足用。漢陽已失，槍炮子彈又告罄，應如何救武昌，定天下，惟貴都督藎籌，如何佈置，祈速復。”
除此之外，黎元洪想到的另一個出路是議和。全國形勢的發展很快，只要爭得時間，以時間而換空間，形勢將越來越向有利於民軍的方面發展。
黎元洪對議和並不報多大希望，但他需要從議和中給自己爭取時間。
議和不是黎元洪的一廂情願，袁世凱已經幾次聯繫過了，只是，沒喫到苦頭，黎元洪和軍政.府一干人沒當回事，現在的形勢下，不能再不當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