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七年時，明成祖朱棣下旨規定，大明上元節的假期從正月十一開始，一直能休息到正月二十。
在這十天假期中，百官朝參皆不奏事，有急務則具本呈奏，京中五城兵馬司鬆弛夜禁，任由軍民張燈飲酒爲樂。
除此之外，京城官民還能到午門外觀看宮城裏搭成的鰲山燈，可謂是君民同樂，熱鬧非凡。
宮中的內臣宮眷又跟着節日換上了另一種燈景補子蟒衣迎接元宵節，闔宮喫一種核桃仁玫瑰白糖糯米元宵。
由於明朝的宮人大部分都是一入宮就終身服役到老，朱翊鈞也不忍毀了他們一年之中僅有的假期。
看過鰲山燈之後，北京又斷斷續續地下了幾天雪。
宮人便聚在暖室，觀賞盛開如火的臘梅花，喫羊肉包子、炙羊肉、乳皮、乳窩卷蒸食，喝渾酒牛乳。
到了正月十九日，也就是被宮中稱爲“燕九”的這一天，宮中御前安設的各種燈樣，開始盡行撤去。
朱翊鈞坐在乾清宮暖閣中，看着檐下一點一滴化開的冰棱雪水，忽然有一種不知今夕何夕的恍惚感。
大明宮廷有這麼一點像神仙的洞府，一切都硃紅灑金，虛飄卻輝煌。
在這裏晃晃悠悠地過上一天，世上就已過了千年，而在這裏住上一千年，彷彿也同過了一天差不多。
那紅牆綠瓦的背景像是靠吸食人的青春而活。
上一代被磨鈍了、食淨了，下一代又緊接着生出來了。
一樣是紅嫩的脣、明亮的眼，青春在紫禁城裏是不稀罕的。
朱翊鈞兀自坐了一會兒，便有些坐不下去。
不知怎的，萬曆十六年正月十九日的紫禁城讓朱翊鈞聯想起了法國大革命。
巴黎羣衆已經攻佔了巴士底獄，當天照常打獵喫飯睡覺的路易十六在日記裏寫的仍是“今日無事”。
朱翊鈞站了起來，踱到御桌前隨手拿過一份賀表來翻看。
年節裏百官休沐，賀表是周邊友邦恭賀新年的進表，基本上全是千篇一律的套話。
這種賀表一般沒有甚麼可讀性，因爲各國進來的表文都是由四夷館的譯字生翻譯完畢後，再由禮部主客司逐字逐句校對審覈過再呈上來的。
其嚴苛謹慎堪比蒙元時對出版圖書的三審三校，絕對不會出現任何政治錯誤。
當然了，即便有政治失誤，只要外臣操作得當，皇帝也不易發覺。
譬如朝鮮戰爭時，明朝使臣沈惟敬就因與豐臣秀吉談不攏議和條件，而與小西行長合夥僞造了一份豐臣秀吉的關白降表。
結果直接導致明日議和完全流產，豐臣秀吉在發現自己被明使欺騙後，又命麾下各將再侵朝鮮。
朱翊鈞思及至此，看向手中賀表的目光不禁變得沉鬱起來。
從古至今，中外交往都離不開翻譯，史書中記載遠方之國“重譯來朝”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
而大明幾個外交機構中，只有四夷館纔是中國真正意義上培養翻譯人才的所在。
而明朝對翻譯人才的培養也不能不謂重視。
明初設立四夷館時，由翰林院直接管理，從國子監生中選拔人才學習翻譯。
弘治以前，四夷館曾由內閣委官提督，譯字生甚至能有機會被選入內閣辦事、升任高官。
但到了弘治三年以後，朝廷便規定譯字生通過學習後只能充當專職翻譯官，不許別圖出身，考校九年後，方可授序班職事。
這一政策改變了明初譯字生科甲一體的出身，隨後逐漸淪爲雜流，即使館中有表現優異者，升轉任職亦皆在鴻臚寺。
這一變化導致了明朝學習外文的翻譯人才質量逐步下降。
到了晚明，西方書本與技術的翻譯和校對還是要靠徐光啓、李之藻這樣正規科舉出身的士大夫。
但是從皇帝的角度來看，明中期開始對翻譯人才選拔標準的變化也是爲求統治穩定的一個體現。
四夷館的譯字生雖然是國家外交翻譯的後備人才，但是在日常翻譯過程中，他們往往被嚴禁與外國貢使直接接觸。
外國貢時來京，都是主要由鴻臚寺和會同館負責招待，翻譯一般只是起輔助作用。
這麼做的好處是杜絕了翻譯“走漏夷情”的發生。
但由於晚明的夷情總是不脛而走，這一點微末好處對於朱翊鈞來說也是無足輕重。
而這麼做的壞處也十分明顯。
原來於宣德元年時，朝廷對民間普通子弟學習外文的態度十分包容，譯字生甚至被認作是“科舉捷徑”。
但到了天順年間，由於朝中官員相當反感民間“私自學習，濫求進用”的現象，於是朝廷又恢復了明初的舊例。
民間誦習外文之風頓時銳減，到了晚明，甚至已經達到了在中日議和這種大事上只能任用沈惟敬之流的地步。
朱翊鈞捏緊了手中的賀表。
要富國強兵，首先就要廣開民智。
如果一個國家連鼓勵民衆學習外文的自信都沒有，何談普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呢
就算是後期極其殘暴的努爾哈赤，在創造了滿文之後，也一樣鼓勵麾下衆將學習漢文、蒙語與朝鮮文啊。
就連韃子都知道，屠殺漢人不代表要全盤否定漢文明啊。
朱翊鈞放下了賀表。
兩日後。
萬曆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年節剛過，宮中喜氣洋洋的紅火氣氛還未完全消散。
張誠捧着奏疏剛進乾清宮，還沒議事，就聽朱翊鈞連下了兩道聖旨。
一道是讓鴻臚寺聯同禮部主客司遣使去濠鏡接待耶穌會傳教士範禮安與倭國使團。
另一道則是恢復弘治前的舊例，重新讓內閣委官提督四夷館，並准許民間子弟投考譯字生一職。
“四夷館內，除永樂年間八館、正德年間增設的蘭納館、萬曆七年增設的暹羅館外，再增設佛郎機與英吉利二館。”
朱翊鈞靠坐在榻上，堅定而有力地對張誠道，
“朕聽聞，四夷館於嘉靖前購諸夷書甚多，然學者懼其繁瑣，時時盜出而毀其籍，以致館中夷書或母籍多失，或間止存一二頁。”
“若遇夷人，則賄其通事，別造他語譯之，如此成何體統若被外夷察覺，豈不讓我大明由夷人恥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