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必須解釋一下“全面”二字，全面意味着公允，意味着不加偏見，意味着理性與客觀。
朱翊鈞相信範禮安傳播福音的信仰是真誠的，萬曆時期來華的傳教士都擁有着一顆磨損不盡的、充滿了愛與和平的心靈。
但朱翊鈞也知道愛與和平從來就不屬於天主教的教義。
西方的宗教，無論如何掩飾，無論它的傳教人有多麼友善，都掩蓋不了它“一手持劍，一手聖經”的殖民血統。
對，血統。
血統的意思是它與生俱來，它刻在骨髓裏，流淌在血液裏，只要它活着，它動着，它就天生擁有這樣的心思。
因此儘管晚明的傳教士大多都是無比單純的理想主義者，但朱翊鈞也不能忽略他們所信仰宗教的血統。
血統其實是不必證明的。
但由於這血統帶來的東西實在太好，譬如科學，譬如知識，譬如拯救大明的希望。
所以朱翊鈞在無法割捨這份血統的同時，不得不在心裏對這血統所造成的各種直接或間接的表現多加提防。
這提防的根源在於耶穌會的“保教權”。
說到萬曆時期的遠東傳教士，就不得不提“保教權”。
在西班牙殖民主義者中，葡萄牙無疑是爲西方的開路先鋒，它率先抵達東方，不但佔領了果阿和馬六甲，並且將自己的勢力成功地侵入到日本和中國。
因此葡萄牙的王室爲壟斷它在遠東的殖民特權，便出面向教皇申請到了遠東傳教的特權，即“保教權”。
“保教權”的矛盾來源於兩方面。
一是在宗教改革運動的衝擊下，羅馬教廷的神聖權威和控制力已經明顯下降，教廷內外不斷有改革天主教的呼聲。
這一呼聲也是耶穌會遠涉重洋傳播福音的動力之一。
朱翊鈞甚至能從中感受到天主教的恐懼，倘或他們再也控制不了歐洲，就必須從遠東撈取經濟利益來彌補和維持羅馬教廷的損失與它龐大的開銷。
通俗點兒說，就是“贖罪券”在歐洲賣不了了，得趕緊想辦法在海外重新打造一個名叫“天主教”的西洋品牌，努力爭取內銷轉出口，用宗教和信仰去爲羅馬教廷割全世界的韭菜。
從這個角度來說，朱翊鈞是可以理解豐臣秀吉對天主教的極度反感的。
因爲他比豐臣秀吉還窮，要打的硬仗比豐臣秀吉還多，所以對於勤儉節約的豐臣秀吉，朱翊鈞實在也是說不出甚麼難聽話來。
至於另一個原因，就是在地理大發現之後，葡萄牙和西班牙靠着海外殖民貿易迅速崛起。
如果羅馬教廷不依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世俗王權，那麼它根本無法擔當起在歐洲及其殖民地基督教化的重任。
所以羅馬教廷不得不將原本屬於自己的權利讓予西班牙與葡萄牙。
因此實際上此時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經取代了羅馬教皇在這一位置上的影響，成爲天主教在遠東地區傳教與利益結合的總代表。
因此“保教權”，在萬曆時期，可以說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世界殖民地的代名詞。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合併之後，保教權之爭依舊存在於兩國之間。
教皇爲平衡兩國利益，甚至在世界地圖上劃出了一條著名的“教皇子午線”，即規定大西洋亞速爾羣島和佛德角羣島以西一百里格作爲分界線，以東爲葡屬領地，以西爲西班牙領地。
因此歷史上範禮安在遠東地區的傳教不僅受到中日兩國內部的影響，來自歐洲的國家利益矛盾也不時地妨礙着他的傳教事業。
朱翊鈞在心裏默默地爲範禮安勾劃出他的具體職責。
作爲一個來自意大利城邦王國的傳教士，範禮安在傳教的同時，必須還要平衡羅馬教廷的利益、耶穌會的利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利益，以及歐洲君權和教權的利益。
所以朱翊鈞不得不提防，也不得不警惕。
“我們中國人有句話。”
朱翊鈞笑着回道，
“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意爲亂世爭利者，有如斷甲，而害及掌，縱得小利，終喪其身。”
範禮安道，
“臣卻以爲陛下該爭。”
朱翊鈞問道，
“爲何”
範禮安道，
“臣於濠鏡之時，聽聞倭國之關白厲兵秣馬，於倭國國中行刀狩之令，收天下兵器以弱民強軍，其志之遠大，恐不在倭國九洲之中。”
朱翊鈞一愣，沒想到範禮安會將這項情報告知自己。
豐臣秀吉爲了讓日本實現兵農分離，開始沒收武士以外的僧侶和平民所擁有武器。
雖然萬曆二十年朝鮮戰爭才爆發，但或許在海外商人和傳教士眼裏，中日戰爭或許在萬曆十六年就有了端倪。
“多謝範卿告知。”
朱翊鈞回道，
“範卿於倭國潛心傳教多年，果然見識不凡。”
範禮安苦笑道，
“倭國關白不比陛下寬仁博愛，臣自是心有慼慼。”
朱翊鈞心想，萬曆時期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和後世統一之後的意大利，大概並不是一個意大利。
意大利人對日本的“心有慼慼”大概也只停留在晚明時期，無論是往後還是再往後都和今日不是一個世界。
朱翊鈞道，
“範卿謬讚，中國有聖人云，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這句話範卿應該聽過罷”
範禮安拱手道，
“陛下輕利重義，臣固有一不情之請。”
朱翊鈞奇道，
“哦範卿請講。”
範禮安道，
“如今倭國已非久留之地，臣聞中國孔聖嘗雲，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臣以爲使團無辜，雖爲倭國國人，亦不應立於危牆之下。”
“臣懇請陛下收容使團，或令其留於明國境內閒住幾日，待倭國情形好轉，再發諭遣送回國。”
這個請求卻是歷史上未曾有過的。
朱翊鈞的手撫上了自己腰間那繁複華麗的束帶。
歷史上的範禮安終身居留澳門，從未進入過中國內陸，他爲了讓天正遣歐少年使團風光回國，甚至以印度總督使節的名義向豐臣秀吉贈送了文書與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