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進四月，西南又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巡按雲南御史蘇酇彈劾雲南按察使李材、副總兵劉天俸和雲南副使陳嚴之虛報戰功、欺君罔上。
“不大不小”是朱翊鈞在心裏給這件事加上的形容詞。
要說“不大”，滇西問題和遼東、日本、海運這幾件大事比起來的確是不值一提。
且西南有黔國公沐府鎮守一方，即使是在晚明黨爭不斷的情形下，防守大後方的實力還是具備的。
但要是從明末的歷史結局反推來看，這件事說“不小”，也還真不能算小。
萬曆皇帝在滇西面對的最大強敵，是緬甸歷史上最強盛的封建王朝，東籲王朝。
從嘉靖三十五年到萬曆末年，經過明廷和緬甸的反覆較量，大明喪失了原轄的木邦、孟養、孟密、老撾、八百宣慰司。
明初的“三宣六慰”，到了明末只保有了車裏一個宣慰司和南甸、幹崖、隴川三個宣撫司。
東籲王朝最強盛的時候，其領土可東至老撾萬象以及今天的泰國、柬埔寨的東部，西到印度的曼尼普爾，向南到瀕臨印度洋海岸，朝北則抵至中緬邊境的九個撣族土邦，可以稱得上是晚明時期中南半島的一個超級大國。
其實以萬曆朝的軍事實力來看，明廷在西南不斷丟失土地的情形是極其反常的。
除開用人不當、軍隊貪腐、武將內訌的種種因素外，朱翊鈞覺得，東籲王朝的崛起，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明廷對西南領土的認知不當。
以明朝人的角度來看，萬曆時期的中南半島環境惡劣，不但遍佈障氣，而且到處都是原始森林和崇山峻嶺，既不適宜人類居住，也不適合農耕桑種。
即使成功佔領了緬甸領土，當地也無法給朝廷創造稅收，反而需要明廷投入更大的財力和人力去維持。
所以在晚明財政本就短缺的情況下，君臣上下對西南邊疆都不夠重視。
這個問題不單是明朝有，清朝甚至更加嚴重。
但是現代人朱翊鈞是不敢低估中南半島領土價值的。
因爲現代中國“馬六甲困局”的根源就是在於近代中國對中南半島失去了控制力，導致這一地區從十九世紀以後，除了泰國保持獨立外，其餘國家都被法國和英國殖民統治。
而對中國來說，中國多數貿易商船、油輪，甚至是軍艦都要通過馬六甲海峽才能向西進入印度洋，或向東進入南海，但中國對於這一地區的安全保護卻沒有任何發言權和干涉權。
當然最讓朱翊鈞不舒服的一點，就是東籲王朝也參與了滅明的歷史進程。
永曆十三年清軍攻陷昆明後，永曆皇帝朱由榔流亡緬甸，結果不幸被國王莽白送交吳三桂，最後朱由榔父子被吳三桂用弓弦勒死，南明覆亡。
所以朱翊鈞一見西南有異動，立刻就召了內閣輔臣去文華殿問政。
“朕前見蘇酇勘劾破緬功次虛妄不可信者七。”
朱翊鈞擱在椅座上的手屈起二指，輕輕地叩了叩扶手上的龍紋花樣，
“不知卿等如何看得”
申時行首先道，
“臣等先曾票擬御史蘇酇奏本，下部院參看，亦欲重懲欺罔，以明國法，不敢姑息。”
“今將部科覆疏反覆看詳，蓋此項功次，原系蠻莫罕送拒敵緬兵之功，事在土夷，止宜從實奏報。”
“至於沐昌祚、劉世曾，雖會本報捷，原請行御史嚴勘，蓋一時輕信之失，先次功有可錄，今次情有可原，罪當末減。”
按照歷史上原來萬曆皇帝的意見，李材和劉天俸是要依“欺君之罪”斬首的。
而現在申時行主張從輕發落，也是歷史上確實發生的事。
朱翊鈞本人對李材和劉天俸的印象還是不錯的。
李材曾經收服孟養、蠻莫兩土司以制衡緬甸，劉天俸是抗倭名將劉顯的義子，他隨劉顯縱橫閩廣滇黔，身經百戰，還接管過擁有重兵的騰衝營。
兩人在西南都立下過實打實的軍功，雖然都犯過一些小錯，但大致上還是功不掩過。
所以朱翊鈞也沒真想像歷史上的萬曆皇帝那樣把兩人從西南逮治回京問罪。
比起糾結西南邊將究竟有無“欺君”，朱翊鈞更在意的是申時行口中的“蠻莫罕”。
“蠻莫罕”指的是蠻莫土司思順。
由於蠻莫夾在明緬邊境之間，思順也在投明與投緬之間反覆無常。
蠻莫土司與明朝之間有傳統的宗藩關係，但晚明對於雲南邊境的治理非常鬆散，與新興東籲王朝咄咄逼人的態勢相比，明廷的反應往往顯得相當滯後。
不過有一說一，萬曆時期明廷對東籲王朝的各種縱容政策，以及對西南土司被緬甸侵略而袖手旁觀的情形，大多都是在張居正執政時期出現的。
其實在萬曆四年，在當時的緬甸國王莽應龍發兵孟養的時候，就有官員察覺出東籲王朝北擴的野心。
可是張居正當時給雲南巡撫王凝寄去的札文中，認爲朝廷應該對雲南邊地土司採取“修內治”、“飾武備”、“使遠夷至而近夷安”，不受“外夷強弱”影響的策略。
於是當時的明廷不僅不以“外夷強弱爲緩急”，反而爲了維穩，對緬甸東籲王朝的擴張採取姑息縱容的態度，一度使得孟養等忠於明朝的邊地土司備受打擊，在東籲王朝的侵略下孤立無援。
萬曆七年，莽應龍再次發兵攻打孟養，孟養土司思個因爲沒有明朝的援助，在敗逃途中被手下執送緬甸。
至此，孟養、孟密、木邦、隴川、幹崖等雲南西部邊地土司已被東籲王朝控制。
大明藩籬一撤再撤，但朝廷仍未採取有效反擊措施，仍然堅持張居正“安靜處之”的戰略思想，最終導致萬曆十一年緬甸大規模入侵雲南。
後來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同年即被彈劾，次年“倒張”運動一開始，就遇上東籲王朝的大舉內犯。
於是明廷立刻糾正了張居正的“安靜處之”的戰略思想，追究了相關官員“釀禍養寇”之罪，開始調整對緬治邊政策。
所以萬曆十一年以後西南立刻就冒出了劉綎和鄧子龍這兩位名將。
因此劉綎和鄧子龍的功績，很大程度上是“時勢造英雄”。
萬曆十一年的明緬戰爭基本上可以說是沒有任何政治包袱，而且劉綎和鄧子龍原來就是武將出身，和“張黨”也牽扯不到一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