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點小說 > 新順1730 >第八零七章 上國心態(五)
    當然,追道統,和影射顯學,這都必須是經歷了大順開國和之後改革的儒生才能理解的東西。

    權哲身還聽不出來這種和百餘年的歷史相嵌套的東西。

    對孟松麓所言的興水利一事,倒是頗爲讚許。

    只是,兩邊的情況多有不同。

    至少在淮南地區,大順這邊興修水利的主力,已經是“閒民”了;而朝鮮國的土地制度擺在那,註定了興修水利只能依靠奴婢和徵發勞役。

    而“閒民”,又意味着這本身就是星湖學派的夢魘——閒民都是農村破產的農民和退租逃荒的佃戶。而星湖學派在左右分野之後,星湖左派一直試圖致力解決的,是土地兼併問題,並且思路還是很明顯的向後退的那種思路。

    其實即便是大順這邊,在開國之初和明末思想激辯中,往後退回到明初那種固定身份的狀態,也一度成爲主流。

    但最終,頂不住蜂擁而進的白銀,也頂不住江南地區已經發展起來的商品經濟,這個退回到明初嚴格身份制的想法最終也沒有立住腳。

    至少從眼前看來,似乎大順這邊解決了土地兼併帶來的“閒民”問題。

    持有往回退和復古想法的人,都是激進的改革派。只是,改革的方向,是往前還是往後的問題,但肯定不是保守派。蹲在原地前後小幅擺動一下的,纔是保守派。

    權哲身這種激進派,未必真的想要全面復古,只是因爲自己找不到往前走的方向,心裏又對社會不公極爲不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往回退,從先儒的學問中尋找解決方法。

    他們和大順這邊的人是不一樣的。

    作爲文化圈的次生成員,他們身上不用揹負道統這個負擔。

    是以,他們的想法往往是不怎麼“正規”的。原本歷史上的基督教問題,就能看出端倪——平壤成爲東方梵蒂岡的源頭,就很奇葩。權哲身這些接觸到基督教書籍的士大夫,不是“加入”天主教,而是自創了一個朝鮮教區。不管是牧師還是教區主教,都是壓根沒有天主教廷參與,自己照着基本翻譯成漢文的書,自己創出來的,全程自封。

    這也算是後世那邊邪教氾濫的一個歷史淵源吧。

    如今權哲身看到江蘇的改革成果後,內心其實已經有所動搖,心想是不是能走這條路呢?

    出於這個想法,權哲身問了一下孟松麓。

    “孟兄,你對閒民如何看?興國公的改革,在這裏造出了海量的閒民。可現在看來,閒民似也無甚大害?先儒以爲,閒民乃天下第一大患,此中分歧,孟兄如何看待?”

    孟松麓對這個問題,其實也真的是不好回答。

    因爲,這裏面的根本問題,就是江蘇的模式,是否是可以在天下推廣的?

    亦或者,江蘇的改革,只適用於江蘇一地?

    如果是前者,那學派還折騰什麼呢?不管是富民,還是制度,甚至實學,都不用他們管了,那他們存在的價值只剩下道德教化了?

    如果是後者,那問題就大了,就需要分析、弄清楚,這種改革爲什麼在江蘇行、在別處就不行?

    現在權哲身問出這個問題,孟松麓還是用學派的“標準答案”,回道:“若只說江蘇一地,閒民,未必是壞事。”

    “知江蘇一地,政抑閒民,其義非也。所謂閒民,先儒之謬說,夫閒民不可少也。”

    “有閒民,然後傭賃可得也;有閒民,然後行走可得也。”

    “閒民者,或助力於農圃;或助力於虞衡;或助力於工商;或助力於芻收。”

    “其筋力勞苦,有甚於常職之民。”

    “先儒以爲,閒民者,身無職名,白日依枕,終歲閒眠,故曰閒民,此真大謬也!”

    “先儒枉疾此輩,每欲懲之酷罰,豈不怨哉?”

    其實這也算是孟松麓的學派,在對着虛空輸出。

    先儒所言的閒民,和現在的閒民,本質上沒啥區別,但社會基礎的變化,使得發生了區別。

    什麼是閒民?

    指的是封建社會里,士農工商等等包括那些賤籍之外的、沒有“常”職的人。

    按照這個定義,在工廠裏做工的,在碼頭上扛活的,其實都是“閒民”。

    說是農,有地嗎?

    說是商,有產嗎?

    說是工……工人和工匠小生產者,可完全不是一回事。

    沒有任何的產業,也沒有任何封建社會的傳統職業。

    得業則生、失業則死,這就叫閒民。

    在土地還有很多的時候,對先儒而言,閒民當然是應該去墾荒種地纔對。要不閒着在城市裏晃盪,也沒有個常職,這不是“身無職名,白日依枕,終歲閒眠”是啥?

    而現在……實際上從明晚期開始,這個先儒的定義就已經開始有些“和現實脫節”了。

    農圃、工商、芻收,都很容易理解。虞衡者,天官大宰的下屬官員,掌管山川林澤,官名代指,值的就是林業、林業附屬的狩獵、採集、藥材等行業。

    這番其學派對閒民的“正名”,既是因爲學派一貫的思路;也是因爲江蘇改革的社會現實。

    當初李塨琢磨着均田策略的時候,就考慮過。土地其實是不夠用的,多出來的人幹啥?

    那李塨是大順開國之初的人,那時候百廢待興,商品經濟也遠沒有經過二十多年折騰後的江蘇這麼發達。

    他不是沒想過,不能授田的多餘人口,便考慮“轉業”,爲士、爲商、爲工等。

    但那時候,他認爲,或者說不只是他認爲,而是所有人都必然認爲,士、商、工,能容納多少人?

    根本不可能嘛。

    也正是因爲這個解決不了的死結,使得李塨最後搞出來一個可能他自己都覺得有些扯淡的均田方案,也就是好田五十畝、劣田百五十畝,待劣田變好田再均分五十畝……

    實際上,其實這個問題,就算此時的江蘇,也壓根沒有解決。

    單單揚淮等地的大約一百五十萬人,也壓根不是全都成爲“無產”的閒民。

    而是絕大多數,不是被扔去了東北,就是扔去了南洋,外加大約四萬平方里的鹽蕩區,以及靠着大量的基礎建設維繫着這些“閒民”有事做。

    改革可不是隻涉及到揚淮地區,江蘇幾府,都有不同的問題。

    數量可絕對不止一百五十萬人,實則更多。只不過因爲揚淮地區的改革過於激進,漕運業和鹽業,兩大支柱產業都被劉鈺廢掉,而且是在數年之內完成的,問題之大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