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會面之後不到兩個月時間，孟松麓就對照史書，基本弄清楚了島上的狀況。
按照孟松麓的理解——當然理解的未必全部正確，但人不能想象自己沒見過的事物，所以他只能把島上的情況糅合到先秦古籍記載的那些神話時代的故事裏。
大抵來說，現在還處在一個三皇時代的模樣。
大約是堯放四凶那樣的場景。
島上的大酋長，已經建立了一定的集權，島上最大的酋長的部落最大、領地最多。
其餘的小酋長，則對大酋長類似於聽調不聽宣。
同時一些小酋長，也在大酋長的周圍，擔任類似的春夏秋冬四官的職務。
或者派遣人質，當然是小酋長的兒子，去大酋長周圍服侍。
最開始遇到的那個要買槍的部落，是島上大酋長的親戚，不算遠的旁支。
部落小酋長的兒子，論起來輩分，得管大酋長叫聲堂叔。
小酋長的兒子自小就作爲“人質”，在大酋長身邊培養，目的肯定是爲了團結自己家人，將來繼承了小酋長之後也算是“宗親”，而且是在大酋長身邊長大的“宗親”。
問題是這個小酋長的兒子，也不知道是腦子不好使啊，還是說作死作大了，亦或者說是野心膨脹。
在一次戰鬥中，小酋長的兒子戰勝了敵人，並且把敵人抓到了大酋長的宗廟，親自操刀去人祭家族戰神。
結果就出矛盾了。
在孟松麓看來，這要是不出矛盾，反倒見鬼了。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
首先，你不是大酋長，你憑啥有資格祭祀？
再者，祭祀的是家族的戰神，你是分支，不是大宗，分宗憑啥有資格祭祀家族戰神？
最後，戰神既是家族神、又是主神，你一做“臣子”的，去祭祀“王”的家族神和主神，你想幹啥？
就這三點，這要是放在商周肯定，肯定是要掉腦袋的。
簡直是把“反”字，寫在臉上了。好在這裏的禮法還沒有那麼凝重，這事爆發之後，小酋長之子就被定義爲“四凶”，流放了。但這年輕人居然從流放地，自己跑回了自己的部落，兩邊的矛盾日益加劇。
大有“曲沃代翼”之趨勢。
這就是一開始要問他們買槍的原因。
當然，這只是這一個島上的情況。
整個羣島區，分成好幾個大酋長，誰也不能做到一統“天下”。
孟松麓在仔細考察了兩個月後，便做出了決定，支持靠近港口的這個部落。
因爲船上的人這些天也沒閒着，繞着羣島轉了一圈，發現這裏是唯一的天然良港，而且倆。
之後的過程，也就有些魔幻了。
確定支持之後，卸下了火槍和兩門大炮。
留下的四十多人很快成爲了小酋長之子的親信。
再然後，孟松麓按照古禮，演練了這四十個人。
完全以“士見諸侯”的禮儀，進行操演。畢竟教島上的人，比較麻煩。
應該說，效果顯著。
這酋長學會的第一句文言文，就是在接受這些“士”參拜之後，學會的“今日方知人君之樂！”
把那六間草房，給拆了。
按照先秦禮儀，要按照《考工記》之要求，營造新城。
但考慮到生產力不足，所以只是在港口附近，按照禮制規矩，新蓋了幾間房子。
由孟鐵柱和另一個瓦匠——當然在這裏只能當瓦匠，實際上是建築師，曾參與錫蘭高浪埠要塞改造工程，不過在這裏也只能是瓦匠了——擔任冬官司空，分別任大司空、小司空。
然後小司空孟鐵柱，負責經營“王田”，種植水稻、小麥、土豆、地瓜等。
待“宮殿”成，又興磨坊。
不日，風起，作熟，乃遷“秋天之神”於“王宮”之右，翻譯爲“社稷”；乃遷“宗祠”於王宮之左。皆以禮制。
收割之日，王田所獲頗豐。
於“王宮”後廚安置鐵鍋，炒了三五個菜，“王大悅”，祭社稷，孟松麓以儒禮主之，進退有據，其部落之“卡胡納（祭司）”有不悅之色。
其酋王嫡子，呵斥卡胡納。
不日，王薨，新王繼位，殺卡胡納三人爲人祭，問對孟松麓“富國強兵”事，孟松麓獻策數條，王曰善，乃行。
先是按照顏李學派的設想與先秦制度結合，遴選青壯三百爲武士。
各武士得田一井，另撥帕帕瓦考（奴隸）十，固於井田，專行耕種。
三百武士，脫產，由夏官大司馬——原大順陸戰隊釜山駐軍退役上尉——操演火槍陣法。
兩門大炮，則由小司馬掌握，炮手也是一起來的人，並不交給本地人。
又選良田數百，歸爲王田，以小司空孟鐵柱指揮帕帕瓦考，墾田耕種，豢養牛羊。
經年，軍陣初成，糧食大豐。
冬，祭戰神，出征，大勝，瓦胡島遂歸一統，又欲一統“已知之天下”。
孟松麓對曰，不可急，當緩。
於是興新城、定官制、模禮樂、封土地、營倉廩、廣積糧、練新軍、定刑罰。
又收山澤之利，山之檀香、水之珍珠，皆與大順商船貿易，交易鐵犁、牛馬、鐵鍋、船帆、火藥，並收大順紙幣爲積存。
當然，這些改革，並不是中央集權封建君主專制的最終形態，而是摻雜了大量的原始社會殘餘的一種過渡形態。
這種摻雜了大量殘餘的過渡形態，會持續很長時間。
孟松麓在這裏水土很服，因爲他的那一套東西，本來也是依託在春秋戰國的生產力水平、甚至更往前的水平上的空想。
畢竟，《周禮》好像沒出現過一個關鍵的東西：耕牛。
政治進程的發展，不可能跳脫循序漸進的合理形態，從而一蹴而就的實現。
國家作爲一個客觀的形態，絕對不是從外部強加的一種力量，而是社會發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大順的人到來之前，這裏已經出現了層次分明的階級，並已經有了國家的雛形。
這種地方，原始而脆弱的生產力、稀薄而淺顯的文化，註定使得他們在“國家”的政權構件上，自覺或者不自覺的，模仿或者借鑑外部世界的政治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