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句話，王明在心下，其實深爲贊同。
如果自己不能實現對手下將領們的有效掌控，不能實現對手下軍兵的嚴格管理，那毫無疑問，自己的將來，命運將會極其可悲。
就拿南明來舉例，那寧南侯左良玉，雄踞湖廣，擁兵百萬，這樣的人實力雄厚，地盤廣大，本應成爲朝廷柱石，成爲國家的頂梁巨柱，結果呢，萬萬沒想到，此人暗藏反心，肆意反叛，反過來成了南明的埋葬者。
左良玉如是，那江北諸鎮，除了黃得功外，亦皆如是。
可嘆南明花費了鉅額錢財，最終卻是培養了一批叛賊，培養了一堆敵人，這樣的時代悲劇，王明決不希望，將來會在自己頭上重演。
不能受控，甚至反客爲主的部下，對於上司而言，是一把隨時可能傷及自身的雙刃劍，也是一隻隨時會反噬主人的惡狗。
《韓非子》中就曾說過，鞋子再好看，也只能踩在腳下，帽子再破舊，也要戴在頭上。君天臣地，上下尊卑，等級有差，乃是國之序統，萬萬不可倒置。
可見，如果隨着時間的推移，王明漸漸不能控制將領，而是如南明的那些藩鎮一般失去控制任其胡爲，那麼自己在這個時代的辛苦打拼，最終也不過是鏡花水月一場空而已。
其實，對於手下將領的管控，中國曆代王朝的統治者們，一直都在心下十分關切之事。
不說遠的，就以先前的崇禎皇帝爲例，他爲了管控各地軍鎮，就曾派出親信太監，前往各處軍鎮作爲監軍，以求管控當地的軍隊將領。
《明通鑑》中記載，崇禎曾向朝臣解釋自已外派太監監軍的苦衷，他在諭令中說道：“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事悉委之以大小臣工，然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慎者又迂疏無通，此士大夫之負國家也。朕不得已，方用成祖監視之例，分遣各鎮監視，乃一時權宜，欲諸臣自知省也，以信朕之初心矣。”
令崇禎沒想到的是，他這番用心，卻是結出了苦澀的果實。
崇禎以爲，派出太監到軍中充當耳目，便可以防止各處將領的欺矇與謀逆，但他卻沒想過，這些人到了地方上，這點正面作用，遠不能抵消其帶來的禍害。
要知道，宦官們皆是刑餘之人，雖有小部分忠心爲國者，但大部分皆是隻會擅長巧言令色騙取皇帝的信任，藉以招權納賄，暗謀私利。這樣的人，所謂“監紀功過”，不過是給他們提供一個在外發財的機會罷了。
這些派出的太監，到了地方軍隊之上，往往只會一味的盤剝貪腐，禍害甚大，以至軍怨民怒，其對將領的牽制監視等正面作用，因此被大部抵消。
明史記載，崇禎自身，因外派太監的必要性與禍害性如此交織難分，他自已也時常糾結於到底派還是不派的痛苦之中，以至於外派太監之事，定了又撤，撤了又定，反覆多次，自已亦是心神俱疲，不堪其累。
崇禎皇帝的這番際遇，令王明現在想來，亦是爲之嘆息。
所以，王明吸引崇禎皇帝失敗的教訓，爲有別於朝廷所立之監軍，特成立監巡司一職。
他任命閻應元爲司長，郭之麟爲副司長，下面再從九江城中招募三十餘名生員，補充爲員工，以負責軍兵的薪金分放，戰功審覈，教習軍士，監視協助將領，報告部隊動態等事。
看上去，王明這種做法，與宋代的以文馭武頗爲相象，但其實又有本質區別。
因爲宋代的做法，太過極端，極其壓制武將，視每個武將都爲潛在的造反對象，在使用文官統馭軍隊的同時，將將領地位貶低至奴僕一般的狀態，而且不停地調換兵將，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嚴重後果，軍隊的戰力自是極度下降，最終退化成不堪一擊的狀態。
更有甚者，如宋太宗，因爲對手下將領嚴重不信任，甚至指定前線的將領，要按自已規定的作戰地圖與模式進行戰鬥，這樣的戰爭結果，自是可想而知。
而王明的做法，則是借鑑了最爲先進的現代中國治軍模式，把這監紀司的人員職能與架構，基本是按現代軍隊的政委模式來配置，這樣的方式，卻是比宋代那種以文馭武的方式，要強太多。
他這般規定，使得將領只能負責領兵打仗，訓練操整等軍事方面之事，而其餘將領的職能，被監紀官所擁有。如此一來，將領與監紀官各事其職，分工明確，既不影響部隊打仗行軍，又能使將領因爲無法對部下施予威福，而失去裹脅部衆的基礎。這樣的話，就算手下將領暗藏異心，亦是無能爲力。
王明把自己這般想法，向閻應元與郭之麟二人講述清楚之後，令他沒想到的是，他剛向二人講清楚這監紀司的職能與運作模式之後，二人竟然俱是踊躍支持。
畢竟，這二人俱是文官出身，對於武將擁兵自重尾大不掉，有着天然的警惕性，對於國內諸如左良玉之類的藩鎮更是深惡痛絕，只不過他們侷限於時代認知，對這樣的情況，只能陡呼奈何。
但現在有了王明這個天才般的創意，二人俱是連呼妙計，立即同意。
閻應元更是連聲讚歎：“太子所慮，甚是長遠。此策若行，則軍伍自在掌控，現無反側之憂矣”
有了二人的支持，接下來的事情，便是順理成章了。
監紀司開始迅速成立，在開出了每月二兩薪俸的優厚待遇後，三十餘名生員，亦很快招募到位。
接下來，王明開始對這些人進行親自培訓，數天的培訓完成後，他便把這些監紀司員工，安插到下屬的各個陣伍中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