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當初不支持日軍的行動，就是怕引發中日長久的戰爭，從而將已經面臨破產的政-府財政徹底推向深淵。
但現在，相當於政-府沒花一分錢，就得到那麼多的土地、資源和錢財，只有腦殘了的人才會堅持反對。
於是，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和民衆馬上就轉而支持日軍的行動，並將佔領和統治中國東北作爲日本下一步發展的國策。
而現在，長城抗戰實際上以中國方面的再一次失敗而告終，中日在新一輪的談判已經接近尾聲。
作爲失敗方，中國幾乎沒有什麼討價還價的餘地，實際上只能默認日本侵佔東北三省和熱河省的合法性，並答應日本人提出的條件，承認包括昌平和通縣在內的冀東22個縣爲“非武裝區”。
所謂非武裝區，其實就是中國方面不得駐軍，也不得設置軍事防線，而日軍實際上並不受此合約的限制（你想限制也沒這個能力），等於是整個華北門戶洞開，處在日軍的武裝監視和支配之下，日軍隨時可以進佔平津和冀察。
在此情況下，如果幾年後，已經逐步蠶食到北平和天津城下的日軍官兵，再次挑起事端，甚至有很大可能就直接進攻平津兩城，你打還是不打？
現在，校長聽了周文這麼詳盡的分析，開始傾向於周文的判斷。
也就是，中日戰爭的爆發，已經不在於日本政-府想不想打，而是日本在華北的駐軍想不想打？他們會不會就如九一八事變那樣，找個藉口就發起進攻？
這個時間就會比之前預判的7至8年的時間要大幅縮短，不可預測性也大幅增加。
那麼，問題就來了，即使中國方面在幾年後還沒有做好戰爭準備，難道還能對小日本繼續退讓嗎？
比如，讓出北平和天津？讓出華北平原？
校長自己知道，中國已經不可能再退讓了，如果連北平和天津這樣的中國核心城市都要拱手相讓給日本人，那麼，先不說擔負歷史罵名的問題，就是他這個國家首腦的位置能不能保住都是兩說。
而且，一步步的退讓就必然助長日本人的野心，都不知道退到哪裏纔是盡頭，難道還要退到崖州去集體跳海嗎？
所以，校長知道，下一次，日軍如果再次挑起事端，中國軍隊必然要奮起抗擊，隨着雙方不斷增加軍隊的投入，全面戰爭就不可避免。
考慮到這些，校長馬上就有了強烈的緊迫感和危機感。
他神色複雜地看了一眼周文，斟酌了一下，就徐徐開口問道：“依你的分析，你覺得未來中日之戰，我們會是勝利的一方嗎？”
其實，這個問題已經纏繞在校長心裏很久了，而且他也問過了不少幕僚和軍中的有識之士。
按道理，作爲一國首腦，這個問題他只會問那些比較親近的幕僚和資深的軍事專家，而不是如周文這種資歷尚淺的年輕軍官。
而且，之前他雖然也得到了很多軍事專家和專業人士的肯定答覆，但是，都沒有一個讓人信服的分析依據。
對此，他也想聽聽周文的意見。
對這個問題，有着兩世記憶的周文早有腹稿。
而且也正好是他想找機會向校長陳述的一個理論。
這個理論，當然，也只能是——持久戰。
要知道，中國民國曆史上，有不少有識之士都提出過和意識到，與日本的戰爭將會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也就是持久戰的慨念。
但是，對於持久戰的具體實施和戰略方略，卻是沒有一個系統的闡述，或者說是一個清晰的思路。
直到四年之後，也就是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夕，民國最傑出的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教育家蔣百里先生，於1937年出版的軍事論著集《國防論》中闡述的對日戰略，開始系統描述持久抗戰的方略。
歸納起來有三：
第一，中國對日不懼鯨吞，乃怕蠶食，故對日不應步步後退，而要主動地實施全面抗戰，化日軍後方爲前方，使其無暇消化佔領區，從而使日本無法利用佔領的地區提高戰力；
第二，主動出擊上海日軍，迫日軍主力進攻路線由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的南北路線改爲沿長江而上的東西路線，從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與湖沼地利，抵消日軍兵器訓練方面的優勢；
第三，通過時間的消耗拖垮日本。具體做法爲將日軍拖入中國地理第二棱線，即湖南、四川交界處，和日軍進行相持決戰。
蔣百里先生雖然在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早逝，但中日的戰爭發展進程，恰恰按照他的預料進行，反映了他對兩國實力與戰略態勢的準確把握。
而且他在逝世前不久發表的文章中，更擲地有聲地提出了今後中國對日戰略的指導方針——“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同它講和！”
百里先生已經預見到，中日戰爭必然是殘酷而持久的，而中國由於與日本在國力上的巨大差距，戰爭初始也必然會節節敗退，會付出慘重的代價，會丟失大量的國土。
但是，我們就是不跟你講和，就是不跟你談判，就是要拖死你。
而校長和民國政-府在長達8年的全面抗戰中，雖然也有過彷徨，有過動搖，但一直遵循百里先生的戰略方略，將日本拖進中國戰場的泥潭不能自拔。逼得它最後只能轉向東南亞跟英美開戰，最終導致失敗。
但是，在《國防論》中，百里先生只是講到持久戰的方略，但是並沒有說明中國爲什麼會取得最後勝利的理論依據。
只有到了抗戰爆發一年之後，共和國的締造者，那位偉人老人家，在《論持久戰》中明確提出了中國戰勝日本的條件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