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此時的上海雖然是亞洲乃至遠東最大的國際大都市，但卻不是完全屬於中國的。
就因爲上海有那些西方列強的租界。
租界是指兩個國家議訂租地或租界章程後，在其中一國的領土上爲擁有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的另一國設立的合法的外國人居住地。
其實也就是國中之國，比如上海的法租界，就歸法國人來統治，在租界上駐軍駐民、法律法規、收稅管理等等，都是法國人說了算，跟你中國一毛錢關係也沒有。
而且，只要你的軍隊不經法國允許就開進法租界，就會被視爲軍事進攻法國，從而引起兩國之間的戰爭。
所以，在上海開戰，相當於是自己綁住了手腳跟海陸空齊備的日軍作戰。
你的軍隊和物資不能通過佔據了上海大半個市區的租界，必須繞着走，甚至戰鬥中，你的子彈和炮彈都不能落在租界的範圍內，這仗你還怎麼打？
而在南京就不同。
首先，南京是中國自己完全控制的城市，國民政-府是唯一的管理者，想幹什麼？想怎麼改造，都是我們說了算，別人無法干預。即使老子一把火將其燒了，也是老子自己家的事。
而且以政治和國際影響力來說，南京作爲中華民國的首都，絲毫不弱於上海。
而在中國國民的心中，首都卻是比上海要重要得多。
在南京，在自己國家的首都，跟鬼子血拼一場，更能顯示我中華民族爲了抵禦外侮，不惜玉石俱焚的決心，更能起到鼓舞國民奮起抗戰的作用。
“毀一城，救一國。”
周文用一句簡單的定論，卻是講出了其後的意義。
然後，他還不等校長從糾結的情緒中掙脫出來，就接着向校長陳述了自己的具體想法和建議。
只有讓校長看到這個計劃的可行性，纔有可能讓他下定決心。
周文建議的南京之戰的戰略其實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
首先，如果校長同意了這個戰略思路，起碼在上海的兵力投入就不會如歷史上那般龐大，而是要保存實力在南京跟鬼子決戰，就能避免淞滬會戰十幾萬精銳在潰逃的路上被鬼子屠殺的情況發生。
別的不說，如果這十幾萬潰逃部隊是有序和有組織的撤退到吳福線和錫澄線這兩道國防線，日軍想要14天就攻破這兩道耗時三年才建成的堅固防線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且，既然要把南京作爲跟日軍決戰的戰場，南京的老百姓和各種工廠就必然要事先組織疏散轉移，這就能避免被日軍屠殺平民的慘劇發生。
周文在陳述中，向校長建議的是，上海之戰初期，中國首次向日軍發起進攻的兵力必須不低於4個師，以三個師向預先制定好的軍事目標發起攻擊，一個師作爲預備隊。
要知道，上海日本駐軍數量並不多，海陸兩軍加一起也不過三千多人，加上日軍軍事化訓練過的武裝僑民，總兵力不會超過7千人。而我軍則是以4個德械師5萬餘精銳發起突然攻擊，成算較大。
戰役中期，此時雙方的增援部隊都已趕到，並在各處戰略要地上展開爭奪，此時中國軍隊就依託工事和房屋，與日軍膠着拼殺並繼續投入兵力，吸引日軍再次增兵。
戰役的後期，從時間上判斷，也就是戰役開始的兩個月至兩個半月之後，當日軍開始取得戰場優勢的時候，就要開始組織參戰部隊交替掩護，逐步後撤。
而上海戰役打響之際，南京就要做好最後的防禦準備，堅守市區與鬼子血戰的部隊一定要事先就選定，開始在南京城內疏散百姓、構築工事、熟悉戰場，制定各部隊的防守區域和退守路線，同時做好堅守三個月以上的物資準備。
從時間上考慮，上海戰役如能堅持2個半月爲最佳，吳福線和錫澄線各堅守一個月以上的時間，等到日軍攻擊到南京城下時，時間已經過去了差不多5個月，南京的各項防禦準備想必就更爲完善。以周文的判斷，堅守三個月以上是很有可能的。
周文當然也不是紙上談兵，而是有抗戰的歷史戰績作爲借鑑。
最好的例子就是抗中著名的衡陽保衛戰。
1944年6月，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集中20萬大軍在飛機坦克的掩護下，一舉攻克了湖南重鎮長沙，直逼當時有“小南京”和“小上海”之稱的衡陽城下。
中國軍隊在此次戰役中由於戰略指導失誤，戰役指揮失當，加之軍隊素質良莠不齊，竟然出現了自淞滬會戰以來的第二次大潰退，這裏不再贅述。
值得大書特書的是，當日軍對衡陽城發起進攻的時候，卻不知衡陽人軍民在長期抗日救亡鬥爭鍛鍊之後，萬衆一心，同仇敵愾，誓死保衛衡陽，與守軍一道，積極投入衡陽保衛戰。
衡陽人民抗敵後援會發動民衆破壞道路，毀掉橋樑，切斷日軍進攻路線。
日軍曾派飛機偵察，得到的情報稱“株洲至衡陽之鐵路和寶慶至衡陽之公路，悉被衡陽居民破壞，運輸設備，一無所有。”
這些任務全是羣衆自願參加，義務完成的。
同時，抗敵後援會和市政府、工會還組織了3000名工人，徵用了市區120家木材廠商的木料120餘萬根，配合奉命“死守衡陽”的國民軍第十軍，利用衡陽周圍河川、丘陵、城牆和房屋，構築了堅固的防禦工事。
城內各街道都挖掘了戰壕、散兵坑，修築了暗堡、機槍掩體鐵絲網等，構成堅固的防衛體系。這些防禦工事，對打擊日軍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由於外圍國軍各部隊都被打散和撤退，衡陽守軍僅僅剩一個建制已經不整的第10軍，大約1萬7千人的中國軍人守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