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
此時的日軍勢如破竹，接連打贏了平津戰役，忻口戰役和棗宜戰役，企圖鯨吞我華夏。搖擺派見狀，如汪精衛一流在南京成立“汪僞政府”，以“和平反共建國”爲口號，蠱惑民心，意圖拉攏支持反共的人民。而國民黨又在故意製造矛盾，在與日本談判期間搖擺不定，民心渙散，士氣低沉，國家實實在在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國民政府遷都到重慶，與華夏共chan黨河海外華僑共同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8年5月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的抗日戰爭研究會上進行演講———《論持久戰》
書中，***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深刻分析戰爭的形勢和特點，科學預見戰爭的前景和進程，明確指出勝利的道路和方法，分析了困擾人們思想的種種問題，對制定全國抗戰的戰略方針，鼓舞全國人民的必勝信心，產生了重大影響。太祖在延安的抗日戰爭研究會上進行演講，是關於華夏抗日戰爭方針的軍事政治著作。
主要闡述了，在我方弱於敵人時或環境不利於我方時應採取持久戰的策略，只要採取此策略則必勝.在此情況下要杜絕投降論和速勝論，因爲在敵強於我時這兩種論調就不現實，必然導致客觀失敗。
華共所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武器裝備及技術條件落後於日寇下靈活運用紅軍時期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術，成立敵後根據地，破壞敵交通線、電話線、碉堡、補給車隊。有效支援了正面戰場的國民革命軍。
1940年的百團大戰是八路軍在華北敵後發動的一次大規模進攻和反“掃蕩”的戰役，由於參戰兵力達105個團，故稱“百團大戰”。百團大戰是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八路軍在華北地區發動的一次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戰役。
1940年8月20日至1940年9月10日爲第一階段，中心任務是摧毀正太路交通。
1940年9月22日至1940年10月上旬爲第二階段，主要任務是繼續破壞日軍的交通線，並摧毀日軍深入抗日根據地的主要據點。三人目睹了第二階段和平型關戰鬥。
1940年10月上旬到1941年1月24日爲第三階段，主要任務是反擊日軍的報復性“掃蕩”。
總部1940年12月10日的統計，百團大戰僅前三個半月期間，進行大小戰鬥達1824次，重擊了日僞軍的反動氣焰，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革命軍正面戰場的作戰，極大地振奮了全國的抗戰信心。
雖然遷都到了重慶，但是日軍的轟炸也隨之來臨，整個抗戰中重慶遭受了最慘烈最嚴重的轟炸。一直到1943年8月23日。
倭人對戰時民國首都進行了長達5年半的戰略轟炸。據不完全統計，在5年間日本對重慶進行轟炸218次，出動9000多架次的飛機，投彈11500枚以上。
重慶大轟炸的死者達10000人以上，超過17600幢房屋被毀，市區大部份繁華地區被破壞。這是繼德國在1937年4月西班牙內戰中對格爾尼卡平民實施轟炸之後，歷史上最先實行的戰略轟炸。
三人在一次轟炸過後進入重慶的總統府，外界硝煙瀰漫，煙柱戳入藍天當中。此時轟炸已經結束，蔣光頭和一位七旬老人在觀望着窗外幾百米外的巨大煙柱，下方則是火紅的烈焰，無情的吞噬蛋白質肉身。三人不知他們此刻的心情該如何。
這時，老人離開椅子站了起來。走到位於窗前的光頭那裏。
“我們是什麼時候開始抗日的？”老人問。
“民國二十六年。”光頭回答。
老人轉頭看了他一下。
“但要從九一八算起，我們已經整整打了十年。”光頭繼續說道。
老人輕輕搖頭，“是光緒二十一年。”
“那一年，清廷將tai灣割讓給了倭人。”
老人走了兩步，“那一年，老夫在tai灣參加了抗日軍，中國人林森抗日於斯時始！”
他叫林森，國min黨元老，是典型的傳統文人，戴眼鏡，留長鬍須，溫文爾雅。他喜愛收藏古董，據說，最珍視的是他表妹的遺骸——一具白骨骷髏。他雖是國家平民元首，卻一身布衣，穿黑色或藍色大衣長袍，戴灰絨呢帽或黑色禮帽。他：“習慣於獨來獨往，除了司機外，平時不喜隨身隨從。”每次補鞋都向鞋匠道謝。對日宣戰就是他宣佈的。
1938年6月中旬，國民政府軍委會制定了保衛武漢的作戰計劃，也規定了戰略方針，其中心思想是立足外線，保持部隊高度的機動性，利用地形和工事，逐次抵抗消耗日軍，以空間換時間，最後轉變敵攻我守的戰爭態勢。按此計劃，蔣光頭自任總指揮，調集第五、第九戰區全部兵力和海空軍各一部，沿大別山、鄱陽湖和長江兩岸，組織防禦，準備持久作戰。主要目的一在於以空間換取時間，內、外戰線結合，消耗、挫敗敵人；二是及早內遷工廠、內運物資、整備軍隊、加緊生產，作長期抗戰準備；三是爭取國際上同情和支援，期待國際戰場的開闢以徹底戰勝日軍。
國共兩黨爲了抵禦民族大敵，進一步加強合作。7月6日，在武漢召開了國民參政會第一屆會議。大會莊嚴宣告：“中國民族必以堅強不屈之意志，動員其一切物力、人力。爲自衛，爲人道，此窮兇極惡之侵略者長期抗戰。以達到最後勝利之日爲止，”
雖然最後武漢還是淪陷了。
江漢平原七千多平方公里又沒守住，只有吾等爲其死。這是張自忠說的話。
1938年秋，南京淪陷，武漢相繼失守，華夏軍隊節節敗退，所有的人員與物資滯留在宜昌城，前有長江橫亙，後有日軍追擊，宜昌城不異於敦刻爾克的絕望與情急。所有的人員和物資都急需船隻運輸，而馬上要進入枯水期的宜昌只剩40天可供航行，怎麼辦？
等待撤離的人急的沒有辦法，宜昌碼頭擁塞不堪。就在這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有一個人站出來大聲宣告：“我有把握在40天的時間內，把擁塞在宜昌的物資和人員運完!”
他叫盧作孚，身着中山裝，身材精瘦眼神卻堅定有力，人稱“船王”。
秉承着“實業救國”決心的他創辦了民生公司投入三峽航運。面對此時混亂的宜昌城，他義無反顧地擔起運輸撤離的任務。一番豪言壯語點燃了在輪船上焦急等待出路的所有宜昌人！
刻不容緩，10月23日，盧作孚通宵達旦制定出緊急運輸方案。10月24日，第一艘滿載着物資和人員的輪船啓航，開出宜昌港。接下來的三四十天，民生船隻日夜穿行於川江航線上，一刻不停地搶運人員和物資。
航行當然不是一帆風順的，民生船隻艱難穿行在灘多水急的長江上，最可怕的是隨時可能遭受日軍轟炸機的襲擊而沉沒江面。敦刻爾克道森船長在敵軍飛機瞄準攻擊的最後一刻改變航道的驚險，在宜昌大撤退中每天也都在上演。
盧作孚和他的民生船隊就是在這樣惡劣的航行條件下贏得了這次大搶運，完成了幾乎不可能的運輸任務！到宜昌淪陷前，民生公司運送部隊、傷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150餘萬，貨物100餘萬噸。
代價卻是：民生公司一共損失了輪船16艘，116名公司員工犧牲，61人受傷致殘。僅1939年，民生公司航業部分的損失就高達400萬元。
“……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擡着沉重的機器，不斷地歌唱，汽笛不斷地鳴叫，輪船上起重機不斷地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華夏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這是盧作孚在後來的回憶錄上對宜昌大撤退場面生動淋漓的描繪，這也構成了此次大撤退的大高潮！搶運了無數生命和抗戰物資的民生的船隻被譽爲“抗戰中的諾亞方舟”毫不爲過！而盧作孚一代“船王”的稱號也是名副其實，當之無愧！
除了這些職業救國的民族企業家，各族人民和海外華僑及外國友人。甚至原來上海的青幫也加入了這一共同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