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昕內心裏並不想殺二人，先說張載，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學創始人之一，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名言，被稱作“橫渠四句”，激勵着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
張載從小天資聰明，十歲時隨外傅學習，就表現出不同常人的品格，“志氣不羣，知虛奉父命”。少年喪父，使他成熟較早。
當時西夏經常侵擾宋朝西部邊境，宋廷向西夏“賜”絹、銀和茶葉等大量物資，以換得邊境和平。這些國家大事對“少喜談兵”的張載刺激極大。
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年），張載二十一歲時，寫成《邊議九條》，向當時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防務的范仲淹上書，陳述自己的見解和意見，打算聯合焦寅（陝西永壽人，精通軍略）組織民團去奪回被西夏侵佔的洮西失地，爲國家建功立業，博取功名。
但范仲淹知永興軍、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在延州軍府召見了這位志向遠大的儒生。張載談論軍事邊防，保衛家鄉，收復失地的志向得到了范仲淹的熱情讚揚，但范仲淹說：“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認爲張載可成大器，勸他作爲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須去研究軍事，勉勵他去讀《中庸》，在儒學上下功夫。
不得不說一個滿瓊熱血的青年就這樣被范仲淹帶歪了，但范仲淹的話並沒有錯，畢竟大宋朝是重文輕武的，文官的前程要比武將的更爲遠大。
程顥北宋理學家、教育家，理學的奠基者，“洛學”代表人物。
程顥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於培養聖人，“君子之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不至聖人而自已者，皆棄也”。認爲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愛物，謹守封建倫常。且強調教育必須以儒家經典爲教材，以儒家倫理爲教育的基本內容。
北宋前期思想開放自由，爲華夏封建王朝歷史之最，所以誕生了各種各樣的學派，也爲理學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程朱理學在促進人們的理論思維、教育人們知書識理、陶冶人們的情操、維護社會穩定、推動歷史進步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但同時，它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歷史和文化發展，也有巨大的負面影響。
不少人把程朱理學視爲獵取功名的敲門磚，他們死抱一字一義的說教，致使理學發展越來越脫離實際，成爲於世無補的空言，成爲束縛人們手腳的教條，成爲“以理殺人”的工具，從而反映出它的階級和時代的侷限性。
比如存天理，去人慾，起初是讓人掉多餘的、貪婪的慾望，但演變到明清的時候就成了連正常的慾望都不能有了。
再來說說最有名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這句話出自程氏遺書。
一位讀書問程頤：“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
讀書人又問：“人或居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
程頤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這就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原始出處。
程頤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雖系針對現實、有感而發之論，但在當時乃至整個宋代，並未產生多大影響。
以對待女性的態度而言，與他同時的士大夫大都是寬容的。
如司馬光主張女子可以讀書。
范仲淹在其所訂《義莊田約》中規定再嫁寡婦給予費用，他的兒子純祜早死，兒媳守寡，後來他的學生王陶死了妻子，他便把自己的兒媳嫁給了王陶。
范仲淹的母親在他幼年時也是因爲家貧而改嫁朱氏的。
即使程頤自己，也並未盡遵所言，他的外甥女喪夫之後，他怕姐姐過度悲傷，就把外甥女接到家中，然後再嫁給他人。
到了南宋，女子再嫁仍很普遍，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李清照改嫁於張汝舟、唐婉再嫁趙士誠，在當時並未引起非議。當時的最高統治者也不歧視再嫁婦。
據載孝宗年間有一婦人，先嫁單氏，生了一個兒子，後改嫁耿氏，又生了一個兒子。後來，兩個兒子都作了大官，此婦死後，兩個兒子因爭葬相持不下，最終由孝宗出面爲二人葬母。
不過，由於朱熹的大力提倡，“理學”在南宋後期的影響漸成，節義之說作爲其中的重要內容，亦得到傳播。但直至宋終，程朱思想未能真正深入人心，也沒有佔據統治地位。在當時也只是理學六子哲學之一，邵雍易學對社會的影響也遠遠大於程朱理學。
元朝之後，程朱理學才成爲官方正統儒學，後人曲解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一理學信條後，不知釀成了多少婦女絕粒、吞金、上吊、跳井等悲劇結局。正因爲如此，這一信條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嚴厲的批判。但細察之，這八個字在歷史上有時也曾被理解爲並非專指婦女應當爲男人守節，而是泛指做人應當守氣節。
大宋朝滅了夏國，陣亡了近十萬將士，這十萬將士當中，不少都是有家眷的，所以趙昕對寡婦改嫁的事情是極爲贊同的。
眼下這倆書生酒醉後竟然無法無天，將一軍屬遺孀說得投河自盡，如若不嚴懲，趙昕將如何面對大宋千萬將士們。
但反過來說，二人畢竟是酒後之言，純屬無心之過，如若直接處死，難免有些重了，即便是後世，酒駕之後，開車闖了人，但凡是誠心認錯的，也很少有會被叛死刑的。
就在趙昕爲難之際，梁懷吉急匆匆地走了進來，說道：“官家！展指揮使求見！”
“快宣！”
趙昕瞪了二人一眼，心想八成是找到了柳氏的屍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