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點小說 > 我的系統不正經 >第一千四百七十五章斷章取義的國外學者
    對於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疑問不少,主要的也就有六點。

    上述說了三點,第四是“工程”不依靠《今本竹書紀年》有關西周年代的記載。

    一味斷定其爲僞造,有很多人也不認可,因爲學術界對其真僞尚未有定論。

    第五點是“工程”使用的碳-14計算程序,僅有68.3%的置信度。

    第六,“工程”對一個晉侯墓的碳-14測量,得出若干個差距較大的數據。

    而“工程”在不同的論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數據,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學者對“工程”的學術道德產生懷疑。

    這裏主要還是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於鄭’的日食問題。

    然而,在國外,早已經有人指出,這個日食及其對西周年代的意義。

    一些海外學者覺得《簡本》完全沒有提到國外學術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學術道德的。

    可是,我們國內的學術研究,卻需要參考外國人的研究?他們研究的就是對的?

    比如說,通過天文學研究,而將武王伐紂的年代,定爲公元前1046年的美國學者。

    這一學術,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

    而我們的《簡本》,對此隻字未提。

    還有,甲骨文專家董作賓,早就指出“天再旦”是發生在天明時刻的日食現象,並將此一天文現象發生的年代,定爲公元前966年。

    後來,南朝學者方善柱,在1975年發表的論文中進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誤,正確的年代應爲公元前899年。

    至於“天再旦”的問題,因爲《簡本》篇幅有限,未能將前人的工作一一羅列。

    還有,“天再旦”的報道,有不妥當之處。

    後來對碳-14方面的背景知識,提供了進一步的介紹和解釋。

    除此之外,還有霓虹的小澤賢二也對工程根據“歲在鶉火”,而把武王伐紂年份定爲公元前1046年,而不是1027年,提出了批評。

    理由是我國確定金木水火土五星爲歲星的時代,是在戰國時期,不能據此認爲該句中的“歲”就是木星。

    難道這些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專家會不知道五行?他們會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這些人能夠想到的東西,我們都想不到?

    2003年4月12日的這次辯論,熱烈程度和效果遠遠超越前兩次,甚至出現了驚人的辯論高潮。

    批評“工程”的學者中,特別是蔣祖棣這人很有意思,要知道當年他在國內,也算是有點學術地位。

    但是,去了醜國之後,人家的研究就更有意思了。

    《蔣文》最重要的內容,是討論“工程”對“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

    《蔣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樣品程序。

    他特地向牛津大學求得這一程序,並以此驗算了“工程”發表的、爲數不多的碳-14數據。

    結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範圍遠遠大於《簡本》公佈的“擬合”數據。

    《蔣文》介紹說,oxcal程序系列樣品計算法,雖可獲得較窄的置信區間,但只有68.2%的置信度;

    此計算程序的精確度,備受國際碳-14學者的批評。

    “工程”爲何不使用,置信度已達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

    《蔣文》分析說,其原因是後者的置信範圍,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

    從而達不到“工程”領導規定的“碳14年代數據的精度,要達到正負20年左右”的要求。

    而挑選置信範圍小的計算法,可以將武王伐紂的年代壓縮到幾十年內,從而排除44種說法中的大部分。

    也就是說,“工程”爲了排除更多的觀點,寧願犧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蔣文》又指出,“工程”依據的oxcal程序的系列樣品計算法,不代表國際公認的樹輪校正法。

    國際碳-14專家,已指出這一算法的過程中,夾雜了人爲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並不準確。

    其人爲成分是指,在計算中碳-14專家需要考古專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樣品”。

    即一組分期明確,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樣品。

    而考古學家很難提供如此精確的樣品,勉強爲之,則帶有很大的猜測或人爲成分。

    《蔣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報告爲例。

    “工程”的斷代方法,將澧西各個文化層,以西周各王爲名稱。

    如:第一期是“文王遷澧至武王伐紂”,等等,這樣的斷代法稱爲“間隔的”。

    而《蔣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過考古發掘,其報告在1992年公佈。

    他所用的斷代方法,稱爲“漸序的”,就是將各個文化層以大概的年代範圍標出。

    如:第一期是“先週期”。

    二者的區別在於“間隔法”要求各期,在具體年代上有明確的上下界限。

    相鄰各期,在時間上必須彼此斷開,不能有交錯;

    而“漸序法”則沒有這樣的要求,只標出籠統的王朝的早中晚期。

    《蔣文》強調,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間隔法”非常不實用。

    因爲出土的陶器、穀物、木頭等物品,並非隨新王的即位而改變。

    再者,從某下層取出的樣品,並非肯定代表這一層的年代。

    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過去就已經準備好,並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

    因此它的碳-14數據,就不能視爲它隸屬的那個文化層。

    《蔣文》的結論是,“工程”所謂的“多學科研究”的創造,主要還是用非文字證據的研究來解決西周年代問題。

    而考古地層的劃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誤差,有數百年的碳-14技術。

    這對史前考古很有幫助,根本不能應用在需要具體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

    從學術角度看,《蔣文》對“工程”的批評有理有據,是非常客觀的。

    “工程”所犯的錯誤,不是某個學術觀點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會議上,蔣祖棣向與會者,口頭介紹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觀點。

    最後並以自己帶去的計算機,和oxcai序列程序,當場對“工程”公佈的碳-14的若干數據,重新進行驗算。

    既然是反對人士,結果很明顯與“工程”的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