癥結在消費端，結合北宋百姓人均工資收入水平，從定價上來看，報紙的價錢不是問題。
其他的阻礙，趙昕目前只想到了識字率問題，如何大幅提高國民識字率，後世有經驗可以借鑑，便是掃盲運動。但是想要生搬硬套到這一時代中來，不太現實。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北宋的士子確實氾濫，不過這是相對於官位而言，一個萬人大縣，有品級的官職不過十幾個。若是鋪展開來進行掃盲運動，那就是一塊石頭扔進湖泊裏，咕嘟咕嘟就沉下去了，一個水花也未必能夠濺出來。
更何況，文人傲骨，這個年代能夠讀書識字的，都是少爺公子。你讓這些少爺去教導之前都是給自己家當長工的佃農，有誰正眼看你一下。反正趙昕不認爲自己有這個能力讓他們好好幹活。
但是，也不是全無辦法，趙昕賦予報紙以教化功能，讓臺諫官們篩選生活之中運用地最頻繁的五百字，除非是一些特定人名或是地名，否則報紙上出現的字，必須得要是這五百字當中的。
但凡逾越，趙昕便打回去讓他們重新寫，臺諫官們本來想要在報紙裏面好好賣弄自己的才華。言必稱堯舜，頌必論湯武，都被趙昕罵了一個狗血淋頭，全部給我寫人話，要樸實無華。
爲了教學，趙昕也算是費盡心思，甚至還想出在報紙裏面增加笑話或是一些有趣小故事的方法，引導人們參與學習。畢竟政壇對於絕大多數百姓而言，還是陌生而遙遠，他們不願接觸，必須要走親民的路線。
百姓有沒有參與學習趙昕不知道，但是開始在報紙加入笑話的那一段時間，趙禎雖然答應趙昕先試一試，百官奏章卻是一封一封地言及此事。
內容也不必猜，不過是說趙昕胡鬧，報紙這麼神聖的東西，怎麼能夠包含笑話這種低級趣味呢？
他們平時看的都是邸報，怎麼會容忍笑話這種東西存在。
趙昕針對他們提出的低級趣味問題，只能夠不斷提高笑話的含金量，來應對他們的衝擊。比如第一個笑話，或者說小故事，便是三個和尚擡水喝。
依着北宋疊牀架屋的官制，很難不讓人想到這是對官制的諷刺，而一干官員們驚訝地發現，原來還可以這麼玩。
這個改變，老百姓用腳投票，報紙銷售量不斷提高，將那些官員的臉打腫，自此之後雖然有零散的聲音，卻再也形成不了合力。
此外，趙昕學着當年白居易故智，據說當年白居易寫詩，寫完之後給老婦人查看，老婦人能夠看得懂，就此發行，若是看不懂，就一直改。所以白居易的詩句平易近人。
趙昕自己審查過報紙還不夠，還着人出去給普通人審查，若是底層百姓看得明白，就允諾發行，若不然，就一直改。
改到最後，通篇的大白文，也就是人們日常所用的語言。古代人日常用語和書面用語是不一樣的，也就是文言文與白話文的區別。
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一直要等到新文化運動的時候了，這是時代發展的潮流，也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
看見報紙上通篇的白話文，便是趙禎都忍不住說：“樸實如此，無法彰顯官府的權威。”
趙昕迴應道：“報紙不應該體現官府的權威，而是應該體現官府的親民，這是給百姓看的東西，百姓若是都看不懂，還不如不發這報紙。”
這是少有的趙禎被趙昕說得無言以對。
通篇是白話文還不夠，看見所有的字連在一起，儘管在今生已經習慣，但是趙昕還是吩咐下去，在文章之中，加入句讀。目前只有句號和逗號而已，還有就是段落之間分段。
趙昕作出的這一系列改變，很多時候看起來是簡簡單單的一句話，但是這背後意味着成本的增加。
歸根到底，一個字——錢！
古人是不知道白話文更方便理解嗎？古人是不知道句讀更方便嗎？不，他們都知道，爲什麼不去改變呢？因爲書籍紙張珍貴，一頁裏面有更多的字更好，至於句讀之類的東西，能省則省。
因爲變文言爲白話，改句讀，增加段落間隔，趙昕簡單估算了一下，成本增加兩成到三成的樣子。
在趙昕設想之中，消費端的繁榮與膨脹，回饋到生產端之後，推動造紙及造墨等行業的創新發展，而後實現整個行業的跨越式發展。
就好像後世工業革命時，飛梭出來之後，棉紡織業需要大量的棉花原料，推動着海外的擴張，等到布匹生產出來之後，又需要尋找市場。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擴張就對了。
也就是趙昕有着趙禎的支持，在趙禎眼中，這都是爲趙昕收買人心之用，一年下來，不過千百貫而已，雖然不少，但是內藏庫還是能夠支撐地起。相比較於其他，如收買官員，收買軍隊啥的，簡直算便宜到極點了。
但無論如何，趙昕賣報紙虧本這一點，還是無法否認的。本來就虧本的他，面對着成本的壓力，不得不尋求盈利模式。
當初曾經設想過，替商人打廣告，讓商人爲自己支付成本，但是這一點，趙昕走的又極其地小心謹慎，一直在醞釀，始終沒有真正落實。
畢竟，太子殿下和商賈末業糾纏在一起，這算什麼事嘛。宋代商業雖然得到發展，很多高官家裏也有着產業，但是在面上，他們可都是和商業分割的，別人問起來，都說是旁系辦的，和自己無關，這不就是左右手的差別嗎？
官員可以這麼幹，趙昕卻不能夠這麼做，尤其他頭上還頂着太子的身份，這麼做，無異於宣告自己政.治生命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