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種結束之後，放水入田，這些田，是爲秧田，種植地非常密集，等到稻秧長到一定高度之後，就要進行分秧。一般是用秸稈將稻秧紮成一捆，而後帶到其他田地進行栽種，也就是所謂的插秧。
關於插秧的細節，便留待下次言表吧。
與曹皇后約定到插秧的時節回來幫她插秧，趙昕便離開了慶壽宮，回到東宮。
幾日的農間勞作，讓趙昕腳踏實地，深入接觸這個時代的農業，之前並不是沒有見過，但是要說自己親自動手去做，這還是第一次。
播種的時候，特別是需要不斷地彎腰，就勞動強度而言，完全不亞於射御之道的練習。總而言之，太累人了。
趙昕曾經詢問過曹皇后，爲什麼不使用播種的工具，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早在漢代，如耬車這樣的播種工具就已經出現了。
曹皇后的回答是，自己親手去做，更能夠體會民間疾苦。但是在趙昕看來，實在是因爲曹皇后在後宮裏閒的無聊，纔會生出這種想法來。
來自於後世的趙昕，習慣了科技進步帶來的發展，對這樣思想天然牴觸，如果你要說趙昕懶也無所謂，大大方方承認便是。
正是因爲懶，人們才發明了一系列機器，掃地機，洗碗機，代步器……苦難又不是什麼好東西，暫時的喫苦，是爲了更好的明天。革命時代烈士浴血奮戰如此；和平時代學生挑燈夜戰亦如此。
所以，爲了觀察宋代農業工具的發展，趙昕專門在東宮開了一塊農田，對外的說法是受到曹皇后的薰陶，體會到百姓務農不易，要主動親耕。
趙昕的想法傳下去之後，一干侍衛幹得熱火朝天，鋪得嚴絲合縫的磚石被一塊塊撬開，再就是平整土地，以及翻耕等。
至於最重要的水源，東宮並沒有活水，鑿井的話，又因爲莫名其妙的禁忌做不得，所以需要去皇宮另一側的後苑取水。
最後，一干東宮侍衛硬是在東宮建了一個大水塘，提了一桶桶水來鋪滿，這個工程量可是不小，趙昕沒有請民工來，都是自己和侍衛一鏟子一錘子幹下來的。
或許是之前的一場表演，趙昕能夠明顯感覺到東宮諸侍衛對自己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眼睛裏閃着耀眼的光芒，那是崇拜的眼神。一羣成年人崇拜一個六七歲的孩子，或許難以置信，但是，這就是事實。
總體來說，這是一個好變化。
趙昕目前既沒有實權，也沒有巨利，想要拉攏這些出身不凡的侍衛，真的很難，如果能夠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讓他們言聽計從，那自然是夢寐以求的事情。
最後開墾了約有一畝地的樣子，趙昕讓侍衛收集播種工具，也就是帶一架耬車過來，一畝地分爲兩部分，一半由人力播種，一半由人牽耬車播種。自己在一旁記錄二者的差異。
播種半畝土地對於他們的體力消耗不大，若是播種土地增多一些，最後的情況或許會有不同。
只是，已經沒有地方供給趙昕去實驗了。便也只能夠暫時作罷，想着日後去官府的田地進行大範圍實驗。
播種結束之後，爲了種子儘快發芽，需要進行施肥，古人的肥料，主要就是人畜的排泄物，草木灰什麼的雖然有，但並不是主流。
這個環節雖然讓人有些不適，但是卻是很重要的一步。甚至於這一步還衍生出來了東京正行之一，有專門的行會，被稱爲糞行。
東京百萬人口，每時每刻都產生大量的排泄物，每月糞行都有專人上門運走，百姓還要給錢。
糞行運走排泄物之後，轉賣給地主或是官田務，一來一回，收入不菲。有點類似於後世的物業，喫兩頭。
糞行的出現，一方面解決了城市衛生問題，另一方面，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功德大大地。
同時代的歐洲，你若是走在小巷子裏面，指不定從天上潑下來一盆不可名狀的固液體。他們所謂的城市，真就是一個聚居地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管理，人口多一些就管不了。粗糙的政權體系，能夠管住富人區都不容易。
然後又因爲他們認爲水會帶來疾病，許多人不洗澡，以香料掩飾身上的異味。所以這個時代的歐洲，與宋朝相比，真就是蠻荒之地，在政經文各個方面被碾壓。
因爲糞行的出現，北宋對播種農具耬車有了重大改進，即在耬車上加裝肥料箱，創制出糞耬。
韓琦的《祀墳馬上》詩云：“二塋逢節展松楸，因嘆農疇薦不收。高穗有時存蜀黍，善耕猶惜賣吳牛。泉幹幾處閒機磑，雨過誰家用糞樓。首種漸生還自喜，尚憂難救赤春頭。”此處“糞樓”即糞耬，乃“下糞耬種”。
至於具體的過程嘛，元代《王禎農書·農器圖譜》載：“近有創制下糞耬種，於耬鬥後別置篩過細糞，或拌蠶沙，耩時隨種而下，覆於種上，尤巧便也。”就不翻譯了，諸位自行想象。
糞耬播種過程，趙昕最開始有些不適。但是見多了，想到百姓賴以增產，於國有大用，是以趙昕的心態舒緩下來，看完了整個過程。
再怎麼說，自己前世也是農家出身，也不是沒有見過施農家肥的時候。
哦，對了！關於施肥的問題，趙昕還設置了對照組，一畝地裏，一半施肥，另一邊不施肥，而後觀察二者的差異。
爲此趙昕專門派了十個人每日統計二者抽芽時間及速度，想着寫一篇奏疏給趙禎，大力弘揚推廣糞耬。
侍衛們不甚瞭解，只是既然是太子殿下做的事情，就一定是對的。他們對趙昕的崇拜，說是盲目的也不爲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