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則趁着新年再趕一趕羅龍文之前說的儒家上位史的整理。
其實就是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尊崇儒術”，儒家正式在漢武帝時期登上舞臺，但隨着董仲舒不被漢武帝重視，儒家並未實現定位一尊的願望。
直到霍光輔政期間，爲了戰勝桑弘羊爲首的道家舊官僚，全面啓用毫無政治根基的賢良文學衆人。
從此，賢良文學上位，又由於賢良文學多重視師承，相互連帶，以至於即使霍光還政宣帝，宣帝也不能徹底廢除賢良文學，而是扶植另一派賢良文學取代掌權的賢良文學。
又由於賢良文學相互師承姻親關聯，所以，霍光下臺後的人事變動本質上就是外甥打燈籠照舊。
由於賢良文學士子本人並不習數術易理工商，因此其往往以道德之士自居，以品行論高下，能力則次之。
恰恰由於賢良文學本身學習範圍畫地爲牢，根本無法應對新情況，新問題。因此，賢良文學在往後歷朝歷代都是王朝統一後才站上前臺。
爲了解決其能力不足問題，其政策往往就是禁止一切超出其治理能力範圍的活動，轉而打造一個他們擅長的道德社會。比如抑制商業，禁止海貿，推行祖制。企圖君臣垂拱而天下治，就是什麼都不做，每天都是昨日的重複，日復一日，世世代代躺着就把俸祿掙了。
另一個證據是，一旦王朝商貿繁榮，賢良文學的地位就會受到衝擊，因爲他們根本無法應對商業帶來的新事物。比如唐朝西域絲綢之路。在武周以前，賢良文學一派都休想當朝廷的話事人。
待到宋朝，雖然西域有西夏遼金阻隔，但海貿卻也大興。特別是南宋一朝，爲了支付高額的歲幣，不得不加大海貿交易。
新興的事物促使朱子再一次把自己從賢良文學的道德文章中剝離出來，重新認識格物致知，存天理，滅人慾。
朱子之理，將西漢初年的道家與儒家結合了起來。何者爲理，理着道也。
這種一個人的天道，最終也難免黨同伐異。
然而，這不是天道的問題，是當世之人不張我演繹與歸納兩大求證天道工具的問題。
在先秦之時，法家上臺，何以百姓苦不堪言。其根源在於，法家的法與道家的道不是同一個東西。法家的法是一個人的道，往往也隨一個人的生平而波動。
天道無窮，一個人的道如何能認作天道。這也是所有法家治國，最終難免皇族、君臣內亂收場。以一人之法奪千萬人之道，怎麼會不失敗呢？
賢良文學往後前年正式借用前秦的法家污衊了“法”這個概念，並混淆法家的法與道生法的法，從而導致天道無法，天道不昌。
歷史從周朝的青銅走向秦的黑鐵花費800年，而正式由於賢良文學的干擾，導致冶鐵從漢朝截止大明一直是歷朝最強工藝。歷時已近兩千餘年。
賢良文學無疑是成功的，從減緩天道的發展速度來減輕統治的難度，又通過治亂循環來清理一大批不適合管理的人，從而使自己永不落伍。
哪怕是朱子提出理學，修補了賢良文學中道的缺失。但朱子本人在南宋都不得重用，早早就被束之高閣，其理論怎麼可能會得道大範圍應用。只敬仰朱子之學卻不敬仰朱子本人，甚至朱子的親傳弟子也鮮有長期入政爲官的。所以，南宋的行爲，有幾分符合朱子之理呢？學南宋是學不來朱子的，只會學成朱子所批判的反面教材。
宋滅之後，元朝禍患江南，搜山檢海，正義之士十不存一。到太祖披荊斬棘再造華夏時，天下能識字的讀書人都是極少的。何況能正確理解理學的呢？
於是乎，又有人以人道替換天道，理學則淪爲人理之學，格物不涉及天道，則格物不過是一句虛言。理學再一次被賢良文學派掌握，朱子之理則孔孟之儒再次被鳩佔鵲巢，指鹿爲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