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讓先秦諸子都黯然失色。如果先前翻譯的柏拉圖是泰西的思考先聖，那麼訟師鄧析就是華夏的思考先聖。
鄧析這麼厲害，可不代表短暫的名家就無其他執牛耳的人物了。
接下來就是平原君門客公孫龍的《白馬非馬》、《離堅白》、《指物論》、《通變篇》了。
《白馬非馬》中，孔子後裔孔穿找公孫龍辯論，要公孫龍放棄白馬非馬後拜師。公孫龍說我主要就是白馬非馬，不要這個拿什麼教。拜師都是知識不如的來學習。你還沒拜師就想教我做事，是覺得知識超過我了再來拜師嗎？先教我再學我豈不滑稽？公孫龍還用了孔子的典故，楚王丟弓箭，說算了，反正是楚國的人得到了。孔子批評不應該說楚國人得到而是人得到了。孔子都將楚國人和人當兩個概念。自然也表明楚人異於人。
白馬非馬，非乃不等於，不屬於。謹慎用“是”字，在語言流變之中，種屬概念會用“是”，完全相等會用“是”，“是”只是口語用詞，極其容易混淆內涵與外延。當把非馬翻譯成不是馬，立刻就會鬧笑話。但當把非馬翻譯成不等於馬纔是恰到好處。通過故意的名詞翻譯的謬誤來批駁名家是當時乃至後人的常用手段。
公孫龍第二篇經典是《指物論》“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天下無指，物不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指與物，非指也”
看着這一大串東西，其實也能理解先秦諸子爲何大罵名家了。及時語言經過前年發展，現在理解起來也相當困難。何況當時，漢字都沒現在大明的一半多。又都是單音節詞，當時諸子集體懵逼也很正常。
其文中，名是事物的代稱，指是揭露事物內涵的概念。事物不是由共性表現出來的，但共性並不是具體事物本身。差異性決定了具體事物是具體自己，共性則決定屬於其某個概念一類的根源。共性或者本質存在於具象之中，並不能脫離具象而獨立存在。
前秦名家喫過最大的虧就是語言文字的發展並不足以充分展示其思想。可以想象，如果當時就有現在這麼多字、詞，這麼充足的書稿而不是竹簡，公孫龍本可以不必如此惜墨如金的。名家也必然更能得到當時讀書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