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當年去廣東去趕打工潮一樣，我們又趕上了國家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第一波！
雖然，國家提出的“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指導意見是2007年，但擴大縣城的城建規模也是那些年空降到縣裏擔任縣委書記的爲政思路之一，也是個人政績工程的彰顯；於是，拓寬老縣城的主幹道、在縣城周邊劃定私人住宅區，允許私人建房；於是，城郊的大片良田被一些有錢人買回來後開始修樓建院，其中的絕大部分都是在縣裏政府職能部門和各局任職多年的科級官員，也就在縣城的東郊出現了“官府村”！
這些人的政策預見性居然比國家的政策研究高層智囊人士提前了2年！
牛逼吧！
經過十多年的實踐驗證，當年的新型城鎮化建設，逼着億萬農村人換鞋棄靴、洗腳更衣地懵懂進城，幫助他們實現了“我也是城裏人”的世代夢想；雖然造就了表面的繁華，但也衍生出了很多的後遺症！
現代的城市化文明已是璀璨奪目，然而，在一味的追求“gdp”的思潮之下，那些坐在辦公室裏將西方國家的改革經驗“拿來”的專家們將中國的城鎮化建設解讀成拉動內需的最大潛力股！
他們是逼着農民朋友進城消費啊！
於是，幾億農民在當地政府的催助下成了蹩腳的“城裏人”！
國家的經濟增長靠農民長期使用的土地“農轉商”後賣給開發商來充實着“gdp”的數據，再用這些錢大搞城鎮基層建設，進行簡單而粗放的城鎮擴張，恨不得要將十億農民全部都穿上“城裏人”的霓裳！
很早就讀過童話故事《皇帝的新衣》，這古老的寓言故事，卻成爲了當今社會的真實版本！
現在，地方政府都關注着土地，銀行關注着土地，與銀行沆瀣一氣的地產開發商更是關注着土地！
有多少眼睛又在關注“人”呢？
試問專家：依靠傳統農業立足於世界之林的泱怏大國，農民佔據了4/5以上的人口，他們靠土地的簡單種植積攢的傳統農耕本能豈能支撐起一個以“消費”爲主流的社會？
你們是瞄準了他們在城裏靠賣苦力來維持一家人的生計的血汗啦！
刺激他們，有用嗎？
這是對進城農民有限資本的新型掠奪！
他們，可以用汗水去幫助建造城市文明，卻改變不了城市的文化；而沒有文化底蘊的城鎮，“文明”又能光鮮多久？！
實質上，他們的身份並沒有從根本上轉變，只是協助構建了中國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三元社會”：城鎮居民、農民、農民工！
他們，其實就是城市裏的“新型貧民”！
樂極生悲！這是自古名訓！
一輪狂喜，讓他們丟掉了祖輩們生息的土地，廢棄了父輩的老屋，進城後又沒有穩定的工作，只能繼續打工，繼續在城裏做遊蕩的魂！
恰似前清時期的裹腳小女人，整日步履蹣跚在城市的鋼筋水泥結構的森林裏！
而在城市的邊緣拔地而起的遍地商住樓羣成爲了他們永遠的痛！
優秀的教育資源都集中到了城裏，導致教育成本像芝麻梗上的苞節，一年高過一年；而在趕潮進城的環境中長大的當下年輕人，又拉起了“恐婚”的巨幅帷幕；父輩們揮汗建起來的商住高樓，自己只有羨慕的份，沒有居住的資格！
孩子的教育成本、房子的終身按揭，都是讓他們產生“恐婚”的心理的根源！
試想：就連自己在城裏活下去都深感艱難萬分，哪還有“結婚生子、傳承後人”的“非分“之念與奢求！
我進村委會之前，是阿雲幫我推了思想的上坡，但對我此次的離職，他沒有持反對的意見，因爲，他也跟我一樣地深切感受到了做農村基層幹部工作的憋氣！
在我的城裏新居，阿雲自然成了我家的常客；而他的兒子，也送進了縣城裏的一所完全小學讀一年級，在城裏租了一套房子，湘湘成了專職陪讀。
我與阿雲去村裏混的初衷，並不是想給祖上長臉，都是想盡自己的能力去帶留守的村民們做些力所能及的實事，增加一點收入；憑我們兄弟倆當時的經濟條件，就是跟那些“閒人”一樣天天去坐茶館也能很悠閒地混到壽終！
阿雲村裏還有書記，不像我在村裏獨扛大旗，所以，他的工作要比我輕鬆得多；只是他們村裏的可生錢的資源不多，除了一些水田和旱地，剩下的都是些栽種的沒有多少經濟價值泡桐樹木的丘陵；這些樹木，原本是供村民們做飯用的柴火，在基本上都改燒燃煤後，村民也就不再上山砍劃，導致漫山遍野的都是雜樹繁枝；以前，還有不少的茶樹林，因土壤的酸性漸漸加重，茶樹也開始老化，都是二十年以上的樹齡，果結得越來越少，產油率越來越低，村民也就懶得再去打理，全靠天收。
我不想再聊村裏的一些事，不在其位，也就不謀其政；便跟阿雲聊起了進城後的打算。
“輝哥！下一步想好了賺錢的路子麼？還是跟以前一樣幫媛媛醫生打下手嗎？”
“去診所幫忙就不想了，家裏的生意不比在惠州，請一個護士做幫手足夠了！先休息一段時間，看看再說吧！”
說心裏話，自打進城後，我的眼前是一片迷茫，真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雖然，外出打工的人多，帶動了家裏的經濟和消費，但縣城裏的店面生意五花八門，行業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稍不留意，幾十、上百萬的投資就要打水漂；所以，媛媛也不贊成我在縣城投資。
我已邁進中年的門坎，也過了衝動的季節；上有四位老人，下有兩個孩子，雖是近乎完美的家庭，但自己所承載的責任與義務也不小；再跑出去闖蕩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只能蜷縮在家裏尋找機會，只要不坐喫山空就行！
這就是典型的進城農民的迷茫心態！
而這期間，很多次都夢見過司令和沁媽媽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的面容，二老笑而不答的神情中彷彿也是對我迷茫之心的無聲安慰！
在縣城裏，曹局長是我唯一親近的長輩；在一次請他去阿雲的老家喫野味的機會，他跟我聊起了可以用私家車跑客的生意；那時候，一些單位的幹部經常下鄉或是去市裏辦事，而單位的車根本就不夠安排，有些幹部又不願意坐班車去，導致辦事效益很低，只得花錢請私家車代勞。
還說，只要我願意，他可以幫我聯繫幾個單位，做他們的專職跑腿車。
這個建議不錯！
既找到了賺錢的門路，又可以照顧到家裏，兩全其美！
那時候，小縣城裏有私家車的人並不多；於是，我又成了縣城裏最早、也是爲數不多的私家車跑腿客！
到年底的時候，阿雲還是辭掉了村長的工作，搬到縣城的新居後，也加入到了“私家車跑客”的行列！
雖然，每月的收入只有六、七千，但在小縣城裏也不算少了；關鍵是能夠帶着一家老小在陌生的環境中很快樂而充實地生活下來，也算是老天的恩賜！
我跟阿雲經歷了十多年的激情燃燒歲月後，終於帶着自己的家眷在小縣城裏安定了下來；既是鄰居，也是同行！
也許，這就是上天早已安排好的我跟阿雲兄弟倆的最後歸宿吧！
只是，我的兩個孩子跟着媛媛上的是城鎮戶口，而我跟阿雲一家則依然是農村戶口的“城裏人”！
直到全國性的戶籍改革，取消農村與城市戶口，全部都是以“居民”據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