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是海牙首相辦公室打來的。首相不在阿姆斯特丹辦公，馬丁覺得荷蘭簡直是西歐最亂的國家。鬱金香，風車，費耶諾德，就這些，只有紅燈區比巴黎多。首相大人叫巴爾克什麼德，馬丁也搞不清楚，但就是這個什麼德要他明天單獨去彙報工作，明知故問是什麼事情時對方已經掛斷了電話，傳來的嘟嘟聲像繩索一樣捆住馬丁，把他帶到多天前的那起案發現場。
那個現場很奇怪，後來查明是《荷蘭電訊報》的一名叫奧蘭治的記者被人槍殺在泰國駐荷蘭大使館後面的樹林裏，被發現時已經死了三天以上，強烈的異味讓人難以接近。海牙警察總局的首席法醫雷奧檢查後聲稱，屍體中了三槍，最致命的一槍打穿了心臟，兇手非常專業。除此之外，死者被人槍殺後屍體被挪到了樹枝上，臉朝下，挖掉了兩個眼珠，好像是怨恨死者看來什麼不該看的東西。第一個發現屍體的人已經被嚇得住進了醫院。泰國大使館也向荷蘭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要求荷蘭警方加強安保，保護使館人員的生命和財產安全。Europol總部就在海牙，馬丁作爲大歐洲的警察頭目，不得不帶着海牙警察總局和地區警察親自前往現場，尋找線索。死者的財物看起來沒有丟失或被搶，隨身帶着的數碼相機也掛在樹上，裏面除了普通的新聞照片，還有不少拍的是油畫，看上去像是在博物館內部拍攝的。最囂張的是，兇手在作案後還給自己用這部相機拍了一張自拍照，看不清正臉，阿迪達斯連帽衫緊緊的包裹着腦袋，像一隻低着頭的袋鼠。這是相機裏面最後一幅照片，馬丁看完以後氣衝腦門，這是侮辱，這是挑釁！他問一起出現場的荷蘭警察中職務最高的喬有什麼看法，喬說我們什麼也不知道。這是荷蘭警察最常用的一句話，馬丁早就知道。樹皮上發現一處剛刻上去的三葉草的標記，但不是阿迪那種，反而更像撲克牌裏的金花。不仔細看很難發現。
勘察完現場過後，接下來的偵破工作非常難堪，因爲不知道從何下手。喬事事請示馬丁，馬丁讓他去查報社和奧蘭治的社會關係，得到的線索也十分蒼白。奧蘭治是個單身漢，工作沒幾年，沒有複雜的社會關係，也沒有顯而易見的仇家。過了一週，喬問馬丁應該怎麼辦，馬丁努力地模仿喬的荷蘭口音英語說道，我什麼也不知道。喬反脣相譏，歐洲警察最喜歡說這一句，別以爲我不知道。馬丁沒有提醒喬關於相機裏面那些博物館名畫的線索，他覺得即使告訴喬，以喬的智商是不會聯想到任何事物的。他的愛好是踢球，下了班就去陪自己的兒子踢球。
轉機發生在上週五的下午，一個小警察局的值班人員忽然接到一個匿名電話，對方聲稱自己就是兇手，而且詳細敘述了作案過程。馬丁大喜，立即報告了部長，兇手的作案動機就是政治，因爲這個記者一直在暗中試圖篡改民意調查數據。因爲死者是全荷蘭最大的報紙的記者，輿論沸騰。部長指示必須儘快抓到這個囂張的傢伙，上面很需要這個案件的偵破以提振選情，部長的壓力也很大。
放下電話，馬丁炸火星炸木星的心都有了，他明白呂特沒有肩膀，把鍋甩給了自己——以他的級別本不會引起首相大人關注的。但官大一級壓死人，民主的歐洲尤其如此。麻煩事接踵而至，他的思考使他消瘦的臉上表情極度扭曲。他按鈴喊來戰戰兢兢的女助理海倫，讓她把那起案件相關的材料下班前整理好交給他，時間太緊以至於這個女人當場愣在原地。馬丁不給她辯解的機會，立即開始粗俗地詛咒她瘦得像猴子的尾巴，除了髒話馬丁幾乎發泄完了他這一生所有能想出來的謾罵——馬丁善用比喻，這是他小時候讀書時的祕密。就在累得想要放她走的時候，那女人剛轉過身，馬丁忽然看見她的長頭髮捲曲翻滾朝後梳着一大坨，我們的署長大人憤怒到了極點——這不就像死神手裏的那把鐮刀嗎？馬丁站起來，他只有侮辱而沒有騷擾她的興趣，雖然這女人長得並不難看，馬丁指着她的鼻子，唾沫星子都濺到臉上了，大聲咆哮着讓她明天上班前必須把髮型改過來，光頭都行，否則就讓她滾蛋，或者調去外勤處——那裏是任何女職員的噩夢，曾經有人調去不到兩個月就因勞累過度流掉了孩子。這個新助理來了還不到三個月，她完全被馬丁的架勢嚇住了，可憐的淚水在ESSILOR眼鏡片後面打轉，眼鏡是呂特先生第一次看見她時就讓她去配的，部長認爲她原來的眼鏡沒有品牌不足以體現歐盟警察總部的文化而且暗示必須在海牙最有名的DeBijenkorf百貨專櫃，這花了她好大一筆積蓄，雖然她報了部長的名號最後得到了一點點折扣。部長莫名其妙的恩寵和上司無緣無故的刁難讓這個新來的女人如同苦難的戀愛一般煎熬。海倫回到自己的座位，旁邊的喬伊同情地看着她，給她端來一杯咖啡。喬伊環視左右，然後低下頭對海倫輕聲地說，千萬別惹55歲的男人，他們都是更年期的魔鬼。海倫是接替喬伊的，喬伊申請了提前退休。老林說，和萬萬千千普普通通在公司上班的女孩一樣，這些歐盟警察總部的女人，也只是想平平安安地混到退休，沒有一點點多餘的想法。但這點想法都不容易得到滿足。
馬丁準備回家，湖藍色的阿斯頓馬丁剛開出總部地下車庫就開始堵了，天色已暗，飄着的細雨和心緒一樣密密麻麻又無處着落。他無所事事地點開車裏的大顯示屏，在聽了幾句無無聊聊的新聞後，忽然眼睛一亮，整個人好像要飛起來，原來首相大人所在的黨派在剛剛結束的議會大選中意外敗北，什麼德基本上可以確定很快就要滾蛋了，怪不得路上這麼多人堵着在狂摁喇叭慶祝。署長高興極了，也起勁地摁着方向盤上的喇叭，想象它是一個策梅羅-弗蘭克爾空集，可以放空自己，可以去掉自己帽子上的“代理”二字。忽然他被一個穿灰色長風衣戴復古Silkhat禮帽的男人驚到了，這人倏地一下從他的車頭前面躥了出去，差點撞到，署長在心理上又放棄了一次紳士。雨越下越大，黑色的夜流着血一樣的霓虹，像是在地上亂躥的毒蛇。馬丁越是不想去想，越是難以控制地想起多年前那件離奇的案子，糟心事就是很難根除，不管他是ICPO駐美洲代表還是一名巴黎的普通警督還是歐盟警察總部代理署長。老狼，這個人怎麼這麼像老狼？馬丁很奇怪地想。
老狼是Lee的父親，是在臺灣長大的中國人，Lee的母親是雅加達華僑。老狼26歲的時候隨同Lee的爺爺奶奶來到美國，先是在舊金山，後來去了紐約，最後來到馬薩諸塞並安家落戶。Lee在芝加哥出生，不到6個月大他那做警察的父親就死於黑幫謀殺。Lee的母親在他開始讀大學那年嫁給了一位白人，繼父主要做歐洲市場進出口貿易業務，對Lee還算不錯。繼父結過兩次婚，分別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是白人。於是Lee就有了一個Stepbrother，一個Stepsister。Lee和他們不和，覺得他們日常生活中不經意流露出來的除了傲慢還是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