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關於這個問題，我可以實話實說：這次戰爭的發起者與其說是京華公司，不如說正是北洋海貿同盟。
我相信以貴使的從政經驗應該很清楚，朝廷勳貴(翻譯爲大明帝國世襲軍事貴族)們聯合發動的戰爭，即便是皇上得知消息，也一定會默許——更何況還輕鬆獲勝了。”
阿爾弗雷多的消息是從佩德羅那裏獲悉的，聞言立刻朝佩德羅望去。後者略一回憶，立刻朝他微微點頭，示意高孟男這話可以相信。
果阿總督特使阿爾弗雷多頓時感到事情出乎意料的棘手——在他的認知裏面，“世襲軍事貴族”意味着其家族長期掌握着不弱的軍事力量，而且以歐洲的習慣而言，這種力量甚至還具備高度的獨立性。
歐洲的軍事貴族可不是大明勳貴集團這種，名義上幾大軍功勳貴家族通過五軍都督府掌握全國軍籍。實際上別說皇帝、內閣、兵部尚書個個都比他們大，甚至兵部戎政侍郎都能在他們面前一言九鼎，而他們的真實作用……主要就是掛個名。
歐洲的軍事貴族可就大不相同了，此時歐洲大多數國家還在繼續使用分封制，有一句名言叫做“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這句話的意思大概就是：每一個君主(領主)只可以管轄自己的附庸，但是卻無權去管轄自己附庸的附庸。由於土地是層層分封的，附庸也就只承認自己直接受封的人爲自己封君，而與自己封君的封君則沒有臣屬關係。
這意味着封君封臣僅限於互相宣誓的兩個個體之間，雙方以宣誓爲契約，約束了彼此之間的君臣、主從關係。
這又衍申出兩方面的權責：一方面，封臣不盡義務則不得享受權利；另一方面，王侯超權索取，封臣也可以合理反抗。
於是這就使得歐洲的分封制出現雙向權利義務，在契約意識之下，層級間相對獨立。甚至即便是君臣之間，也極少會出現“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樣的超級集權化控制。
其實不僅是歐洲，但凡君主集權沒有到達極高程度的國家，一般來說都會出現類似的情況。
舉個例子：戰國時代末期的日本，本能寺之變前夕，石田三成是羽柴秀吉的家臣，而羽柴秀吉又是織田信忠(信長已將家督之位讓給他)的家臣。那麼按照當時的傳統，織田信忠就沒法直接指揮石田三成，因爲石田三成只需要聽從羽柴秀吉的命令。
總而言之，他們都具備相當高的獨立性。而當這些具備很高獨立性的“封臣”聯合起來進行軍事行動時，尤其是如方纔高孟男所說的這種“幾乎全部參與”的情況下，哪怕是他們的封君也不太可能反對。
高孟男的本意其實是“勳貴集體行動，皇帝考慮到面子上要河蟹，所以會默認”，誰知道阿爾弗雷多按照歐洲思維一理解，就變成了“軍事貴族集團逼宮式的強硬行動，迫使皇帝不得不接受既定事實”。
不過這已經無須細究了，因爲阿爾弗雷多已經相信高孟男“即便是皇上得知消息，也一定會默許”的說法。此時的他只能順着這個思路考慮對策。
皇帝默許，那就表示大明帝國會承認這次行動的合法性。鑑於“呂宋王國”原是大明帝國的“屬國”，也就意味着北洋海貿同盟的行爲在法理上沒有問題，於是自己再繼續糾結法理便已經毫無意義了。
“真是讓人遺憾……哦，閣下不要誤會，我是指這樣毫無節制的戰爭行爲將會對馬尼拉乃至整個呂宋王國的貿易環境帶來十分不良的影響。”
阿爾弗雷多斟酌了一下措辭，繼續道：“出於對貿易環境的關心，我想請問閣下，在菲律賓羣島的戰爭還會持續多久？”
高孟男搖頭道：“貴使似乎有些健忘，我方纔已經說過，呂宋的戰爭非是我權責所屬，我既不知道也不方便對此做出任何表態亦或者預估。
另外，我總覺得你此來……關心的範圍實在有些太大了，我作爲暹羅王國首席顧問，只能就與暹羅王國相關的事務表達我的觀點。
如果你希望瞭解的是京華公司在整個南洋乃至更廣闊的海域、地區將有些什麼行動，我建議你要麼想辦法與吾弟求真取得直接聯繫。”
“可是高務實閣下作爲大明帝國的財政部長公務繁忙，不可能離京出海接見於我，而大明帝國又不允許我這樣的人隨意進入……這實在讓我十分遺憾。”
這一點倒是真的，大明只在極個別的時候允許某些傳教士進入，而這通常還需要有一定地位的官員作保。
相對來說，高務實在這件事上“權力”比較大，他經常爲一些歐洲來的建築師作保，讓他們能深入內地瞭解中國建築，並根據他的要求和國內的建築匠師合作，設計一些中西合璧的建築——比如日新樓就是這種產物。
高孟男如果願意，其實也可以直接向高務實報告，然後以高務實的名義請阿爾弗雷多入境，但高孟男懷疑高務實可能並不願意和此人廢話。
“是有些捨近求遠。”高孟男點點頭，道：“那要不這樣，我去黃都統處提請一下，看看她願不願意接見你們。”
阿爾弗雷多大喜過望：“您說的是黃芷汀女爵閣下嗎？那真是太好了，非常感謝閣下的慷慨與仁慈。”
“不必客氣。”高孟男和氣地笑了笑，心中卻暗道：哼哼，我那弟妹可就沒我這麼好說話。要不是求真壓着，她這會兒早該踏平馬六甲十次八次了……你去見她還能有好果子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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