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吉在世時所創制的以自己爲頂點的武家官位體制，試圖將所有大名束縛在自己制定的政權框架之內。而且在秀吉彌留之際及死後，建立起的所謂的“五大老·五奉行體制”。
按照以往的說法，五大老是秀吉死後豐臣政權的最高決策機關，五奉行則是執行五大老的政令的實務性機構，雙方一起支撐着秀賴成人前的豐臣政權。
後世日本學者脅田修的指摘，造成五大老是國政決策機關印象的兩點關鍵要素，一是朝鮮撤兵的的命令由五大老連署，而更爲關鍵的第二點是武家、寺社領的知行宛行權在五大老手中。
關於第一點，日本學者曾根勇二指出，除了五大老外，五奉行也有署名(注：參見曾根勇二論文《朝鮮出兵的撤兵指令》)，因此並非五大老之專權。
關於關鍵的第二點，五大老確實連署(或者某幾位大老連署，甚至家康單獨署名)了不少知行宛行狀，這些知行宛行主要分爲知行增加、遺領安堵、當知行安堵及轉封幾種。
從日本學者堀越祐一梳理出的慶長三年(1598)十二月至慶長五年五月大老署名下發的62份知行宛行狀中，僅有四份是知行的增加。
此前小早川秀秋曾一度減封越前，秀吉死後的慶長四年(1599)二月五日，重新轉封筑前、筑後，而其越前舊領由同爲秀吉親戚出身的青木重吉繼承，知行由八萬增至二十萬石。
但此二人的知行加增有特殊性，一是二人均爲秀吉親緣，二是在宛行狀中明確提到了加增知行乃是太閣之旨，即豐臣秀吉生前既定計劃的踐行，這明顯也是爲了強化“一門”的勢力。
在那之前一個月前的正月九日，加增薩摩的島津忠恆知行五萬石，以獎勵其在朝鮮泗川之戰的軍功(注：島津忠恆是義弘之子，他沒去朝鮮，軍功實際上是他爹義弘打來的)，至於同年十月一日加封堀尾吉晴五萬石，是作爲其普請越前府中城的普請費用。
由此可見，大老連署的知行加增事項，除了實現秀吉生前遺命的小早川秀秋和青木重吉外，所佔的比例極其微小。至於子繼父的遺領安堵、當知行再次安堵以及轉封，則只是對於差不多同等知行的再確認罷了。
因此從上述比例可見，五大老雖然具有知行宛行權，但實際操作過程中的知行新增例子極其有限。
在慶長五年(1600)二月一日，德川家康曾獨斷下發宛行狀，將森忠政由美濃七萬石加增至信濃十三萬七千石；同日免除田丸直昌五千石的軍役；二月七日，加增細川忠興豐後飛地六萬石。
家康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恰巧是在前田利家死後，其他三位大老在本國的空檔。待同年四月毛利輝元和宇喜多秀家回來後，又再也沒有哪個大名新增知行了。
而且，從上述諸多宛行狀來看，都有“被宛行之”，可見知行授予的實施主體並非五大老，而五大老只是名義上代爲執行，其授予主體依然是作爲權力頂點的豐臣秀賴。
不僅如此，在豐臣秀吉死前十三天，即慶長三年(1598)八月五日，五大老與五奉行互換的起請文中，互相保證遵守法度、不結黨，其中關於知行的要求也是一樣。
在豐臣秀賴成人前，凡知行之事首先要詳細調查，再由家康及其他大老外加五奉行會商，最後遵照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施行。
衆所周知，五奉行中只有淺野長政向家康稍微靠攏，石田三成則是強烈的反家康派，因此絕大部分場合下，五奉行方面在數量上佔優。
再加上其他大老也不一定希望看到家康一人做大或者賣好，所以家康雖然被放在五大老之首的這一極其尊崇的位置，但實際知行加增這種最重要權限，依然會受到其他大老和奉行的掣肘。
可見秀吉的此番佈置從他自己死前的角度來看，應該說還是很巧妙的，以五大老的威信來維持豐臣政權之權威，但又通過五奉行來限制五大老的勢力膨脹。
衆所周知，豐臣家的藏入地約爲220萬石，這也是豐臣家的實力遠超其他大名的所在(注：家康後來所謂的250萬石，其實是包含了大量家臣領的)。如果以豐臣家的名義肆意進行加增，必定會使得豐臣家本身的藏入地減少，弱化豐臣家的實力。
也正是因爲如此，德川家康的心思和目標就是要進行加增，同時以豐臣家藏入地爲代價去賣他自己的人情，可謂一舉兩得。
五奉行的存在，則正是爲了避免此種情況的發生，這也正是爲什麼剛纔說知行實際加增的例子極少——例如前面加增島津忠恆的文書中，直接說的就是以在薩州(薩摩北部，是島津氏內部三大派之一的薩州派老巢)的藏入地爲其知行，即島津家得了五萬石，而豐臣家的藏入地便少了五萬石。
之所以五大老作爲一個重要的存在，原因在於侵朝的失敗、秀吉的死亡，使得諸大名通過外侵佔有知行地的夢想化爲泡影。然而諸大名在朝鮮付出的代價必然要進行填補，否則會出亂子，五大老則正是要壓制和調解這些大名的此種想法。
話雖如此，但日本國內卻沒有能夠消化侵朝諸大名軍功和支出的知行了，如果使用豐臣家的藏入地増封這些大名，將會對豐臣家的經濟基礎及本身的實力造成極大打擊，所以這個尖銳矛盾正好被德川家康所利用。
比如之前趁其他大老不在，家康對森忠政等人的知行加增，使得豐臣家一下失去十幾萬石的藏入地。而且秀吉預料不到的是在自己死後，前田利家的死亡和其繼承人前田利長的屈從；石田三成則因七將襲擊事件而失勢；上杉景勝被德川家康冠以公儀之名而討伐。
原有的微妙平衡被打破，抱有危機感的毛利輝元和宇喜多秀家恐怕心裏也會覺得下一個就是自己，而增田長盛、前田玄以和長束正家試圖奮起一搏，恢復原有的制衡大老的情形。
因此，兩大老和三奉行最後聯合起來，這也是他們最後扳倒家康的機會，關原合戰正是這種情況下的總清算。
關原合戰獲勝後，德川家康得以用豐臣家的名義大肆加封在關原合戰中加入己方的將領，終使豐臣家淪爲區區65萬石的大名水平(雖然豐臣家的公儀還在，但作爲公儀支柱因素之一的藏入地卻被大幅削減了)，達到了之前的目的。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姑且不論通過官位體系制定條條框框，還是本身通過速推納降和所謂譜代不給力導致豐臣政權脆弱云云，實際上是五大老五奉行體制的平衡被打破，無法消化侵朝歸來後諸大名的不滿，以及最重要的藏入地控制權被德川家康逐漸攫取，在此諸多不利的情勢下，豐臣家的滅亡已經只是時間問題了。
可見，秀吉死前安排的制衡諸大名的辦法不是沒有，也不是沒有實施，只不過預料不到的不確定因素太多了。而歸根結底，麻煩還是出在朝鮮那一戰損失巨大而毫無所獲上。
豐臣秀吉的麻煩就是高務實想要的，所以現在必須確保豐臣秀吉不會因爲京華這個蝴蝶翅膀的關係而放棄入侵朝鮮。
故此，京華不僅不能去炮轟大坂，還要時不時順着豐臣秀吉的意思給他點甜頭嚐嚐，維持他對自己實力強大這一假象的肯定。
而於此同時，每一次給他甜頭，都最好是讓自己的代言人來經手，最好的代言人當然是他派出去的那批人，其次則是島津家的人。
雖說島津家現在的立場並沒有百分之百的站在京華——或說海貿同盟這一邊，但那是因爲島津家現在也有豐臣秀吉一樣的錯覺。等到將來需要的時候，待海貿同盟展現實力之時，高務實不怕島津家不老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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