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兩點：一是顧養謙信中點名批評了好幾位朝鮮大臣，幾乎各個派系都有，但卻偏偏漏了李山海和以他爲代表的北人黨要員；
二是李昖本人對北人黨有他自己的判斷，那就是北人黨的凝聚力不強，即便如今把李山海推出來,也不用太擔心北人黨一家獨大，他們內部分裂的可能性相當高。
第一點是客觀事實，李昖雖然不確定根源是什麼，但大致能猜到一些，無非就是顧養謙或者說顧養謙身後那位大人物認爲李山海傾向內附，有助於某些事情的推進。
第二點目前而言應該說是猜測成分居多,但李昖對自己的判斷很有信心。這信心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他這麼多年來居高臨下觀察和掌控朝鮮黨爭得來的結論。
朝鮮黨爭由來已久,不過太遠的就沒必要細論了，就說李昖這一朝。他這一朝的黨爭始於宣祖八年(注：我知道“宣祖八年”是後世的說法，但朝鮮的國王在世時應該怎麼稱呼年號我真沒查到，讀者諸君姑且將就一下吧。)，當時圍繞吏曹銓郎一職，士林內部又開始分化，逐漸形成了以金孝元爲首的後輩士林以及與沈義謙爲首的前輩士林。
金孝元居住在漢陽城東的乾川坊，於是以金孝元爲首的後輩士林被稱爲東人黨，而沈義謙居住在西邊的貞陵洞，因而以沈義謙爲首的前輩士林被稱之爲西人黨。
西人黨多爲李珥及曹植的門人，屬於畿湖勢力；東人黨由李滉及徐敬德的再傳弟子爲核心的嶺南勢力構成。
宣祖八年，朝鮮政局發生了變動，東西兩黨對峙的局面最終形成。而正巧在壬辰倭亂髮生前，“鄭汝立謀反事件”和“辛卯年世子冊封事件”又成爲了東人黨分化的契機。
鄭汝立受李珥引薦進入朝堂，萬曆十二年(宣祖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李珥去世。鄭汝立由西人黨逐漸向東人黨靠攏。
鄭汝立被推舉爲弘文修撰後曾“入對經筵，詆斥樸淳爲奸邪魁首，李珥爲誤國小人，成渾黨奸陳疏,欺罔君父”。朝鮮義州牧使徐益曾書“臣伏聞鄭汝立於筵中進攻李珥，遂及樸淳、鄭澈……此事他人可也，汝立不可也”，因爲“汝立本李珥門下士也”。
換句話說，這鄭汝立幹了一件好比原歷史上大明張居正時期出現的“門生彈劾恩師”事件，也就是劉臺以《懇乞聖明節輔臣權勢疏》彈劾張居正同樣的性質。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鄭汝立這件事影響更壞。
歷史上劉臺彈劾張居正，主要出發點是他認爲張居正作爲輔臣權力太大，作威作福，蔑視祖宗成法；鄭汝立則幾乎是人身攻擊，直接開口罵恩師是小人，而且欺君罔上。這兩者之間的性質顯然還是有區別的。
由於朝鮮的政治體制幾乎照搬大明，所官場風俗也類似，“欺師滅祖”那可是大逆不道之罪，性質等同於“謀反”。於是鄭汝立毫無疑問就被罷官歸鄉，“而潑等相繼伸救，每擬三司之望,上終不用，雖外官亦不落點,汝立忿恚愈甚”。
這幾句話是說李潑等東人黨人士雖爲汝立發聲,但鄭汝立終究未能爲官。歸鄉之後的鄭汝立廣泛結交各個階層人士，創立了大同禊——咦，這個劇情是不是又有點像顧憲成罷官講學而形成東林黨？還真是世間從無新鮮事。
朴忠侃、李軸、韓應寅均爲西人黨，西人黨抓住了“鄭汝立謀反事件”向東人黨施加壓力。生員梁千會曾上疏發表“論鄭賊與朝紳密交某某雲，乃李潑、李潔、金宇顒、白惟讓、鄭彥信、崔永慶等也”的言論，結果崔永慶被誣陷而慘死獄中。
鄭汝立謀反事件之後，西人黨在鄭澈的帶領下勢力達到極盛。日後在東人黨的分化中，鄭澈打壓東人黨的行爲，以及崔永慶慘死之事，更是加速了東人黨分化。
到了宣祖二十四年(萬曆十九年)，柳成龍與鄭澈商議世子冊立問題，當時李昖的大妃懿仁王后樸氏並無所出，李昖偏愛與仁嬪金氏所生的信城君。
此時，李山海的兒子李慶全收買了信誠君的舅舅金公諒。金公諒誣告鄭澈擾亂後宮，陷害王子。信誠君之母金嬪爲了保護信誠君，果斷背叛了鄭澈以及西人黨。此後鄭澈果真在經筵之中提議立世子，李昖頓時大怒，當面訓斥鄭澈，而彼時李山海對一切瞭若指掌。
以此爲契機，東人黨開始批判鄭澈，同時爲“鄭汝立謀反事件”中被下獄致死的崔永慶伸冤。就這樣，鄭澈被罷職，先後被流放到明川、晉州、江界等地。再後來，就如何處置鄭澈以及西人黨的問題，東人黨便分化了。
世子冊封事件後，鄭汝立謀反事件中崔永慶慘死獄中之事再次被提及，兩件事疊加，最終導致東人黨出現分化，形成了主張僅驅逐鄭澈、肯定他黨存在的南人黨，以及主張將西人黨全部驅逐、具有排他性的北人黨。
由此，朝鮮歷來的黨爭傳統使得政治生態不斷惡化，朝堂之事事無大小均會成爲政黨間彼此攻擊的舞臺。而隨着壬辰倭亂爆發，國家外患滋生，可黨爭在朝堂之上並未停息，只不過此時黨爭的焦點轉移到了宣祖“播遷”和渡遼“內附”的問題上。
兩種關乎王朝命運走向的主張，與此時的黨爭糾纏在一起，盤根錯節。這其中的爭端過程前文已經說明，此處不再贅述，但需要補充一下三黨態度之所以不同的根源所在。
當時局面危急，隨着播遷地點不斷變化和對內附事件的爭論，一時間激起了各個黨派的鬥志。此時對於遼東內附事件爭論的落腳點便在播遷地點的選擇上，因爲播遷地點以及播遷方向的選擇，直接關係到宣祖是否有渡遼內附的可能性。
之前說過，最早提出去遼東內附建議的是李恆福，但當時李恆福屬於無黨派官員，他是直到光海君當政時期才逐漸成爲西人黨領袖的。而在臨津江防禦失敗的消息傳入朝堂後，渡遼內附問題再次被提及。
彼時廷臣皆言：“欲渡鴨綠，則一渡之後，無復可爲。”顯然對於內附還是心存牴觸者居多，然而面對嚴峻的戰爭形勢，李昖不得不迅速召集廷臣商議。
此時黨派攻訐的焦點在播遷地點的選定上。播遷地點的選擇與遼東內附關係密切，因爲通往明朝遼東地區最近的便是義州地區，播遷義州，便代表廷臣對此舉已無爭論。李昖和各黨重要人士對於播遷地點提出瞭如下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