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出徵之前和朕有過議論，是關於此戰究竟何時作罷。”朱翊鈞環顧五位閣老一眼，道：“日新的意思是，我們不能止步於將倭寇趕回去，還得一勞永逸，徹底降服倭國，因此他當時便提出要跨海遠征倭國本土。對於此事，諸位有何高論？”
王家屏見其他四位閣僚都沒有搶先發言的意思，便開口道：“方纔內閣之中有數十名官員來見，正好便對此事有過爭議。不少官員都認爲戰事當罷，而大軍應該早日撤回，以免開銷浩繁，徒耗國力。
尤其是，羣臣對江南五省的商稅加徵頗有怨言，不少人言辭誇張，語氣激烈。臣恐朝廷若不但不肯罷兵，反而繼續出征倭國，會讓這些官員大失所望，難免出言不遜……”
朱翊鈞也不知道是天性使然還是太受高務實影響了，他最煩的情況之一就是一些人搜腸刮肚找出各種理由來不肯交稅。
高務實在過去的各種疏文中早已將稅收的重要性強調了無數次，朱翊鈞對他的觀點一向是非常認可的。
不過，高務實另外有一句現在已經傳得非常廣的話，就是“稅者，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這句話現在已經得到廣泛認可。
因此，由於朝鮮內附而需要駐軍，亦或者進一步還要進攻日本本土而不能從朝鮮撤軍，這兩件事都需要對江南加徵的“百三商稅”來支持，那麼也就必須面臨一個質問：這筆錢算不算“用之於民”。
換言之，怎麼解釋這樣的做法不是好大喜功，而是確有所需。更直白一點說，這麼做對於“民”而言，是否有好處、是否有足夠大的好處？
高務實此前和皇帝有過交流，但當時君臣二人主要談論的方向只是朝鮮，而較少涉及到日本。對於朝鮮內附問題，彼時二人談論的關鍵有兩點，一是朝鮮半島在中原王朝的戰略層面——或者用後世的話來說叫做“地緣政治”層面——的意義；二則是經濟層面的意義。
在地緣政治層面，高務實說服朱翊鈞的理由是：朝鮮半島是穩定東北的重要基石。
按照高務實的分析，從秦朝統一中原以來，但凡大一統時代，都必須面臨至少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對內維持各板塊統一；二是如何確保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優勢。
雖然從秦朝以來，中國就奠定了大一統的基礎，但華北、東北、西北、青藏、雲貴、江南等板塊卻因爲迥然不同的地理環境，天然存在着撕裂的風險。
爲了確保對各板塊的控制，中原王朝除了駐軍、分封等手段外，還在雲貴川等地推行改土歸流，潛移默化地增強帝國的控制力。而對於都城的選擇，就更是統治者意志的重要體現。
秦朝以來，天下之中的八百里秦川成爲大一統帝國的建都首選。而後隨着地理環境的惡化，帝國政治中心開始逐漸東移。到了隋唐，大運河的橫空出世也爲經濟重心的南移，以及政治中心的繼續東移和北移提供了可能。
當然，現在的大明版圖並不是雄雞形狀，所以高務實必須以大明爲例來給朱翊鈞說明。按照高務實的解釋，華北是南方的屏障，東北是華北的犄角，只有同時控制華北和東北，才能夠對西北的少數民族形成優勢。
一旦東北有變，比如大明原先撤銷奴兒干都司，導致的結果就是朝廷對西北，尤其是對蒙古高原的優勢很快蕩然無存。
其實，對於元清兩個將蒙古高原納入疆域的王朝而言，東北、西北和華北又互爲犄角，一旦其中一方有變，比如明朝奪取華北，逃回蒙古高原的元朝很快又失去東北，進而全面瓦解。
清朝晚期的情況也大同小異，當漠北蒙古被沙俄染指後，東北不再是安全的老家，清朝很快風雨飄搖。當然，高務實舉例說明的時候只能舉例元朝，但這也就夠了。
總而言之，正因爲三個板塊缺一不可，儘管北京地處北方，從建都的角度來說，氣候條件並不優越，甚至還需要南方供給糧食等重要戰略物資，但卻始終被青睞。
其實高務實內心裏看得更遠一點，因爲他知道原歷史上沙俄和蘇聯撕裂蒙古後，中國東北、華北和西北都受到巨大威脅，斯大林一心想將蒙古作爲兩國緩衝，但這種局面卻造成了現代版的“天子守國門”。
正因爲如此，紅朝第一代領導集團纔多次向蘇聯提出解決蒙古問題，不過在當時新中國一窮二白的情況下，這樣的要求註定是一廂情願。而在蒙古問題木已成舟的情況下，保住東北就成爲北方乃至全國安全的最重要問題。
而朝鮮，就是最能影響東北安全的因素。因爲東北地形整體從西北向東南傾斜，靠近朝鮮的東南部分比西北部分的氣候更優越、人口更稠密，乃是東北的重心所在。
至於說日本可能的侵略問題，說實話反而不是高務實考慮的重點，因爲按照他的規劃，將來的日本不存在還有侵略朝鮮半島、繼而侵略大明的可能性。
更外部的侵略可能呢？比如說西方殖民者，高務實也沒有太擔心，畢竟南疆體系就是他對此做出的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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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這章是補發昨天的，昨晚因病休息了，今天下午才見好，非常抱歉。今晚的更新應該不會受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