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十四五歲的小黃門,自然很難被當做馮保的死黨,也容易被人忽略,因爲實在無足輕重。如此,王安靠着年紀小,躲過了這場朝廷的政治劇變。
王安運氣倒是挺好,因爲接替馮保掌管司禮監的是大太監張宏。張宏應該是很看好當時的王安,所以王安的宦官之路並未被打斷。同時張宏還提攜了陳矩——沒錯,原歷史上可沒有高務實,所以陳矩是被張宏提拔的,後來他做到司禮監掌印太監兼提督東廠。
關於這個兼任,本書很早就說過,是非常少見的情況,因爲司禮監掌印一般不兼職,東廠提督通常由司禮監排名第一的秉筆太監兼任。由此也能看出,陳矩的確是極得朱翊鈞信任。
繼續說回王安,爲什麼高務實認爲張宏沒有爲難王安?因爲萬曆二十二年的時候,陳矩向朱翊鈞推薦王安成爲了皇長子朱常洛的大伴。這就從側面證明萬曆十年到萬曆二十二年,王安一直沒有離開這幾位權宦的視野,且才學與閱歷一直在增長,所以才能得到陳矩的舉薦。
之後王安似乎還參與了一些事情,但高務實這會兒確實想不起來了。他根據時間線仔細想了想,再次搜尋到有關王安的記憶就已經跳到了着名的明末三大桉之一:“梃擊桉”,而且高務實想起來的,是這場大桉中王安的一些細節表現。
“梃擊桉”這件事本身一點都不復雜,大致就是有個哥們拿了根木棍,居然進到慈慶宮(彼時已經成爲二太子的朱常洛居所),要行刺太子。刺客未能得逞,但顯然朝中一片譁然。然後開始查,查來查去,反正查到了鄭皇貴妃的頭上。
當時輿論一面倒地要朱翊鈞秉公查辦,說白了就是朝臣們要求這次必須好好教訓下鄭皇貴妃。
朱翊鈞當然捨不得,於是大家都把目光看向了受害者朱常洛。這個時候,王安給朱常洛出了主意,意思是幫着皇帝把這件事情遮掩過去,放鄭皇貴妃一馬。
朱常洛對於這次行刺肯定是大爲惱火的,他多年來受鄭皇貴妃的氣也不是一時半會能散的,但朱常洛還是遵從了王安的建議,跑進宮裏當着朱翊鈞的面,與鄭皇貴妃上演了一幕“母子情深”的戲碼。這齣戲效果很好,朱翊鈞覺得自己這個兒子很懂事,鄭皇貴妃也暫時被安撫了。
故事講到這,正常人應該就都覺得“梃擊桉”算是過去了。然而並不是,王安接下來的一個舉動,一直被人忽視,連高務實也是這會兒因爲要仔細琢磨這個王安靠不靠譜,這纔想起來。
王安幫朱常洛起草了一份東宮詔令,簡單的說就是關於“梃擊桉”東宮的官方聲明,內容基本是各種打圓場,說明太子與鄭貴妃感情好如何如何好之類狗都不信的廢話——但是,王安在這份詔令裏的用詞很考究。
如此一來,他在此處爲太子特意使用“本宮”作爲自稱,事實上是彰顯和強調了朱常洛東宮太子地位的不可撼動與權威性。
朝臣讀懂了,朱常洛不是不生氣,而是這件事與太子之位比起來無關痛癢,於是朝臣也默契地不鬧了;朱翊鈞讀懂了,自己的這個兒子終於開始有了帝國繼承人的氣度與眼光,拿大放小,隱隱有了君王風範;鄭皇貴妃也讀懂了,朱常洛的儲君之位已是既成事實,難有更易,自此不再有過激之舉。
王安用一封詔令,結束了“梃擊桉”可能引發的政治動盪,並化危機爲契機,事實上鞏固了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可謂機智過人,立下大功。
想到這裏,高務實彷彿思維被激活,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只不過時間線同樣有些跳躍,直接到了萬曆晚年,是福王朱常洵終於要就藩洛陽那會兒。
當時朱翊鈞和鄭皇貴妃爲了保證這個寶貝兒子以後不餓着凍着,幾乎竭盡財力賞賜福王,當時的說法叫“竭天下膏脂予”。
此時發生了一件小事:不知道是不是太子朱常洛醋意大發了,他居然扣下了宮中原本要送給福王的十箱財物,並二話不說下令搬到了自己的府邸。
其實在這件事上,高務實是能理解朱常洛的,就三個字:憑什麼?
都是兒子,我還是太子,做爹媽的把家裏瓶瓶罐罐都送給了小兒子,我做老大的以後怎麼管家?這是一種憤怒,委屈,悲痛各種情緒交織的心理狀況。
王安也明白朱常洛的心思,但他仍然勸說朱常洛。怎麼勸的高務實不知道,反正最後還是把朱常洛說通了。於是王安把那十箱原本放在華麗箱子裏的財物,換成了普通的箱子,送到了福王那兒,並另外以東宮的名義加贈十件禮物。
然後王安給皇帝的說法是,太子覺得這些箱子太扎眼,恐引起朝臣不滿,故而刻意搬進府中更換箱子。同時爲了表現兄弟之情,太子還讓我贈送十樣精美禮物給福王。
朱翊鈞對此表示非常滿意。當然,朱翊鈞從來不是傻子,所以等王安一走,他轉身就對身邊的人說此事肯定是王安的主意。
不過,光是想起這兩件事對此刻高務實的意義不大,畢竟這隻能證明王安是朱常洛身邊的救火員,而高務實現在需要探知的是王安對朱常洛的這些貢獻,究竟是出自於忠誠還是僅止於職責。
好在此時,他又想起了“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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