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這位觀政進士名廷弼，字飛白。哦，對了，他姓熊，熊廷弼，萬曆二十六年同進士出身。
既然是同進士出身，說明他在人均卷王的會試中考得並不算好。
實際上，二十六年戊戌科進士金榜除了一甲三位進士及第之外，還有二甲進士出身五十七名，這就六十位了，而熊廷弼在三甲之中也不過名列第一百一十五名而已。
按理說，這樣的成績實在不太可能成爲高務實這位文華殿大學士身邊的觀政進士纔對，然而熊廷弼也有優勢。
他的優勢就是，高務實對明末歷史的瞭解使其對熊廷弼印象非常深，而當年殿試考完之後所舉行的館試——也即庶吉士考試——禮部右侍郎蕭良有便是館試考官之一，因此熊廷弼通過了館選，成爲庶吉士。
散館之後，熊廷弼很快便接到了調令，成爲了高務實身邊的觀政進士之一。
這話說明白點，其實就是高務實在背後“保送”了熊廷弼一把，讓他的人生與原歷史出現了區別。
原歷史上熊廷弼聞名於明末，聞名於其救時之見，更聞名於其悲情之死，但很少有人提及他的早年。其實，只要知道他的早年，就會知道他考中三甲第一百一十五名已經極不容易了。
原歷史上的萬曆十一年五月，當二十四歲的努爾哈赤起兵攻打圖倫城，打響他建立後金政權、一統遼東的第一仗時，他未來的對手，時年十四歲的熊廷弼還在湖廣江夏的老家裏，一邊勞作一邊讀書。
是的，熊廷弼出身貧苦，喫頓飽飯都很不容易。因爲家境貧寒，交不起學費，熊廷弼曾多次輟學。當然，對求知的渴望，對出人頭地的嚮往，又總是支撐他攢錢回到學堂繼續讀書。
然而這樣一來，他的求學進程也被耽擱了不少時間，讓原本天資聰穎的他也直到萬曆二十五年時才以二十八歲的年紀一舉考上金榜。
本書第一卷就說過，有明一代的進士從年齡上看，高中金榜時的年齡以三十出頭爲最多，然而那裏頭絕大部分都是家中殷實、不事生產的“專業讀書人”——比如高務實這種就很典型。
然而熊廷弼屬於自小就開始了“半工半讀”，平時只能在打零工、幹農活與讀書之間不斷切換。就這，人家還在二十八歲高中金榜，說他讀書不行，那實在有點站着說話不腰疼。
不過，縱觀熊廷弼一生來說，科舉高中這件事情對熊廷弼來說，是幸，也是不幸。
“幸”體現在熊廷弼藉由科考，實現了由民到官的階級攀升，有了實現自身抱負，留名青史的機會。
“不幸”則表現在，他進入了一個有着激烈黨爭的朝野，而偏偏他自身又有着剛烈的秉性，最後必然無法全身而退。
熊廷弼考中進士，由於只是同進士第一百一十五名，而他家境貧寒自然也就意味着在京中不可能有前輩照料。於是熊廷弼既沒人關照，也沒能考過館試，第一次出任的官職當然非常不起眼——保定推官。
而與此同時，不僅他未來的對手努爾哈赤正在遼東一帶蓬勃發展，這個時候的大明朝野，卻還充斥着激烈的內鬥，國力已經不能說止步不前，應該說是在三大徵之下的持續衰退之中。
早先幾年，熊廷弼都在地方當官，從而幸運地沒被這些激烈的黨爭波及到。但當他逐漸有了突出的政績，被擢升爲監察御史並步入朝堂後，他就再也無法置身事外了。
儘管熊廷弼本人全無“站隊”的想法，但按照鄉貫地域劃分，他還是被自動劃入了楚黨，間接地與東林黨站到了對立面。
然而，全靠自己努力改變命運的熊廷弼性情火爆，同時也剛正不阿，特別是對大明朝廷極爲忠誠，對朝廷事務尤爲掛心。因此，比起朝中其他更看重個人利益和己方陣營利益的官員，他顯得“天真”和“稚嫩”了許多。
儘管身在楚黨，熊廷弼也沒有刻意拉開與東林黨人的距離。其中部分東林黨人，也因無明顯糾紛，而與他保持着交好的關係。所以這個時期的熊廷弼，其實都是激烈黨爭中的邊緣人，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正是這樣的身份和地位，讓熊廷弼在萬曆三十六年成爲了兩黨眼中可以徹查“遼東棄地案”的合適御史人選，也因此與努爾哈赤有了交集。
“遼東棄地案”發生在兩年前的萬曆三十四年。當時齊楚浙三黨與東林黨的博弈進入了白熱化階段，爲前者陣營的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爲避免殃及池魚，打算在遼東提前剔除一些潛在的危險。
當他意識到位於建州女真腹地的寬甸六堡很難守住，而一旦失去就會成爲東林黨攻訐齊楚浙三黨和把自己拉下水的最好藉口時，他就決定了要直接放棄這塊地方。
於是，就有了“擅自棄地八百里，六萬居民被迫回遷內陸，流離失所”的場景。而努爾哈赤也取得了在東北更大的軍事優勢。
這件事鬧得不可謂不大，但因爲當時齊楚浙三黨在朝中的勢力高過東林黨，且深知李成梁這一做法背後的原因，因此出面保下了李成梁。但萬曆三十六年時，被認爲是東林黨重要人物的葉向高成了首輔後，這件舊事就又被翻了出來。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萬曆帝決定派遣御史前往遼東查明真相，此時立場顯得相對中立的熊廷弼就被推了出來。
到達遼東後，熊廷弼在那裏展開了長達半年的實地調研，最後查清了李成梁和趙輯放棄領土、驅民遷徙的全過程。
不懂黨爭，或者說不願意參與黨爭，只擔憂國家利益的熊廷弼十分氣憤，列舉出了李成梁和趙輯的八大罪狀，並上疏要求對其進行嚴懲。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實際上完全清楚其中內幕的萬曆帝朱翊鈞當然沒有理會嚴懲這個說法。他甚至沒有將熊廷弼的奏章下發給大臣討論，而是直接下了一道詔書，稱讚李成梁“鎮遼年久有功，應予以卹典”，然後就讓李成梁體面地“退休”了。
這是朱翊鈞分不清是非曲直嗎？當然不是，這只是一種權術上的折中，算是給了東林黨一個說法，又不至於徹底得罪齊楚浙三黨。
事實上，他是故意維持朝廷內部的黨爭局面，使雙方都無法擺脫皇權的控制，相應的也就不能形成合力對皇帝過多的干涉。歸根結底，這背後是君權與臣權的較量。